在南衙和北司的博弈中，南衙并不占上风。原因很简单，他们手上没有兵权，而皇帝居住在皇宫大院，那是宦官们的地盘，他们也很难插手。于是，南衙的一切抗争便都演变成了一次次无谓的挣扎，每一次挣扎都让自己走向进一步的没落，最终演变成了北司的附属。
不过，但南衙终于借助藩镇的力量彻底战胜北司的时候，他们的末日也到了。因为，帝国马上便不再存在。
说起来，南衙指的是宰相领导下的帝国官僚政治体系，因为他们办公的地点在皇城之内，宫城之南，所以称为南衙。而宦官的办事机构则在宫城的西南角。相对而言处于北方，因此被称为北司。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宦官的数量还是机构规模都不能与帝国正式的中央机构相比，只是随着宦官人数的增加，以及宦官职能的变化，他们的机构开始膨胀、臃肿，逐渐设立各个对应的机关，称为足以与外庭对应的体系。
在很多地方都有一种禁忌是，如果谁家的母鸡忽然打鸣的话，那说明那一个人家就快要衰落了。这被文人们凝缩为一个成语“牝鸡司晨”，还用来指国家由女人掌控大权。太监作为“刑余之人”，失去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因此也被归入“牝鸡”，也就是老母鸡一类。当然，他们在体形和嗓音上的确很有相像之处。
由此，帝国迅速膨胀的宦官数量和体系规模无疑是帝国衰落的最好征兆。
南衙和北司的争斗开始于元载和鱼超恩。鱼超恩这家伙自视自己文武双修，很是看不起宰相元载，他借各种各样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公开贬损宰相，这自然令元载很不爽。但元载是文明人，他知道忍辱负重的道理，于是对于这些讥讽也就是微微一笑而已。据说他这笑容总是让鱼超恩感到毛骨悚然，居然微笑之后大有深意。
的确，元载暗地里搭上了代宗这条线，除掉鱼超恩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不过，皇上还有些顾虑，元载拍着胸脯说，放心，全部交给我就行了。
元载不愧是大家，没过多久他就成功地把鱼超恩的亲信拉到己方阵营，并充当自己的密探，于是鱼超恩的一举一动便直接暴露在了皇帝和元载的面前。他们已经搜集到了足够制鱼死命的证据，不过还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他们一步步地行动，先是撤掉鱼超恩军容观察使的职责，军队总司令的头衔没了，鱼开始警觉。他频频进宫，想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代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业余演员，他好言劝慰鱼，并厚加赏赐，让他安心享乐。甚至还痛快地把鱼的亲信由山南西道节度使调为凤翔节度使，可算是给鱼超恩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
元载的部署完成，皇帝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了。寒食节，按照惯例，皇帝要与百官欢宴。宴会结束之后，皇帝会把宰相、大宦官们再叫回来议事，其实也就是另外一个规模较小、档次较高的宴会。那年一切依旧，不过当鱼超恩肥胖的身躯在四轮小车上一路吱吱呀呀到了小宴会厅的时候，发现只有代宗一个人在那儿。代宗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你去死吧。宫殿四面的武士迅速围了上来……
这可算是南衙战胜北司的一次经典案例。不过可惜的是，帝国也就这么一次而已，后来的宰相们再也没有这么幸运了。
毛主席说过，文人最喜欢翘辫子。帝国的文人们也是一样，不过问题是占据帝国要害部门的大多都是文人。而且鱼超恩死了之后，代宗还让这帮文人掌管禁军。宰相漂漂亮亮地赢了一把，文人朝官们都兴高采烈，认为“大盗”已除，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其中当然包括掌管禁军的文官白志贞。
这家伙平时不怎么到禁军军营，到了最多也就是临幸一下颇有风韵的军妓，所以跟禁军的关系很不好。另外，在招收禁军补充兵员的时候他大肆收受有钱人家的贿赂，这样那些人就不用到兵营服役了，平时呆在家里，每个月象征性地到军营晃悠一两天。而本来该给这些士兵的薪水物资都被白志贞吞没。
这么一来，禁军基本没有战斗力。有事的时候能够召集起来都成了问题。
泾原兵变，那帮叛兵如狼似虎地扑向长安，德宗一边高喊着护驾一边带着皇子皇孙逃跑。可使他喊破喉咙也没用，因为一听说叛军杀过来了，无论是在家里的禁军还是在军营的禁军都趁机溜了个干干净净，白志贞顿时成了光杆司令。他本来也想去护驾，但看看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于是转身回家安置老小去了。
德宗一路狂奔，半天也没有一点禁军的影子。在路上还碰上了几伙小规模的乱兵，被身边跟着的太监们打跑了，这让德宗不由得对宦官刮目相看。虽然他们长得跟老母鸡似的，但在混乱里边却一点也不含糊。
真是临危不乱的将才啊，德宗握着宦官的手真情流露，说，就靠你们了。妈的，让那帮窝囊的文官见鬼去吧。
当然不是说帝国的文人们真的很窝囊。
帝国重视体育运动，马球、蹴鞠都是当时特别盛行的项目。历代的帝国皇帝大都是这些项目的高手，太监们整体陪皇帝练球，身体素质自然都很不错。不过要认为帝国的文人们身体素质不行那就错了。帝国的文人很多都是李白那种，随时在腰间挂一把长剑，看着谁不爽就直接拔剑冲上去，他们混迹在长安大街上，混好了就是浪漫不羁、风流潇洒的诗人，弄不好就是地痞流氓古惑仔。
很多文人都有多重身份，他们能写诗，也能带兵打仗，像裴度，诗写得很不错，打仗也很牛，还当了很多任的宰相。唐代大诗人里边官做得最大的是高适，他最后做到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
据说玄宗当年的时候曾经让当年的新科进士出一个马球队，跟禁军马球队比赛。结果新科进士们高超的球艺让禁军们大吃一惊，成绩遥遥领先。玄宗看不下去了，他亲自上场，禁军队士气大振，才把比分追了上来。可想而知，帝国的文人们并不是无能之辈。
跟宦官比起来，文人的确缺乏一些基本素质。帝国的宦官好像生来就比较强悍。当年无论是勇冠三军的杨冒勖还是并不怎么显眼的高力士、李辅国，他们都是拿起把剑来就能上战场的角色，比帝国的文官们要优秀多了。宦官另一个优势在于他们的行为逻辑在于一切以皇帝为中心。
他们是为了皇帝而阉割成为太监的，所以皇帝就是他们的依靠：在长久的宫廷斗争里边积累起来的智慧告诉他们：有皇帝就有一切。因此，每次跟着皇帝出逃的肯定是他们，而百官不一样。他们要的是国家，而不一定是皇帝。更何况皇帝跑了，他们总的回家妻子儿女安顿一番。
反正德宗在这次事变中有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宦官的好处。回到长安立刻把兵权交给了禁军。这也算是一次南衙与北司之间的博弈，兵权由南衙最终转入北司之后，一直到帝国崩溃前夕，兵权才又得以回归南衙，但这来得太晚了。
南衙在这次事变中丢了兵权，导致宦官势大，当然心有不甘。于是，顺宗朝以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宰相韦执谊等人为首的“二王八司马”向宦官展开了另一轮冲击。王叔文等人借助病榻之上的顺宗，打击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一系列行动的高潮是向宦官多去兵权。可惜他们做得太小儿科了，老于政治手腕的宦官们一眼看破他们的“伎俩”，夺权失败。宦官全线反击，顺宗退位，王叔文等人遭到彻底的失败。
这是一次不成功却成仁的冲击。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总算给后人提供了另一个夺权失败的案例。可惜，帝国后期的大臣们估计都不怎么读史书，他们给王叔文等人下的论断是国贼、叛逆，所以把他们一贬再贬，至于总结他们失败的经验，那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北司现在已经很强大了，南衙在他的压力下开始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时宪宗登场了，他一向鄙视太监，认为除掉一个太监就跟踩死一只蚂蚁差不多。于是，他把宦官的权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惜，他最后突然撒手西去，给帝国留下了无穷的遗患。
宪宗最大的毛病在于过于轻视宦官了，因为轻视，所以他认为多给他们一些权力也无所谓。于是他设立了枢密使制度。枢密使的责任是接收大臣们的奏章，呈送皇帝，再对下发布皇帝的谕旨。宪宗设立了左右枢密使，交由宦官担任。到这儿，宦官中间便产生了四大头目，分别是左右中尉和左右枢密，也被称为“权阉四贵”。宦官们终于有了染指朝政的机会。
不过这时的枢密使还不能直接参与朝政。当时的制度是，皇上接见群臣完毕后，宰相们要跟皇帝进行廷议。这时候两个中尉退下，枢密使则到旁边的房间等候，一会儿皇帝和宰相们议事完毕，皇帝宣枢密进见，下达命令。
但枢密使却可以在私下通过各种方法来干预朝政。最简单的就是把对他们不利的奏章压下来，不拿给皇帝看；另外，他们还可以通过传达皇帝命令的这个环节大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汉字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这儿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另外，此制度一定，等于给了宦官们一块跳板，下一步就是直接干预朝政了。
南衙已经越来越处于下风了。帝国的官僚们也越来越没有行动能力。面对宦官集团声势的日益浩大，南衙的官员们实在是无可奈何。于是，帝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帮太监一步步地把大权捞在手里。帝国已经在藩镇的泥淖里痛苦不堪了，太监揽权又给它天上了新的伤疤。
宦官的祸害不除，帝国的灾难不已。文宗的继位曾经给帝国带来了希望，但伴随着“甘露之变”的结束，帝国彻底愤怒了，因为这时，北司已经完全压倒了南衙，南衙成了北司的附庸，他们的主要职责变为“行文书”，就是传达下发或者执行一下北司的决策。
说起来，文宗主导的“甘露之变”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南衙和北司之间的斗争。因为当时的大部分朝官都没有参与，四位宰相中也只有一位宰相知道这件事。这么看的话，“甘露之变”事实上就是文宗带着两个野心家——李训、郑注和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官僚搞出来的宫廷政变。但结果却直接殃及了南衙，并给南衙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包括宰相在内的六百多个朝官被杀，宦官们终于狠狠地干了一票。
这一票的震慑力不言自明。武宗和宣宗都可以说是帝国后期的英明之主，也给帝国的傍晚留下了朵朵漂亮的彩霞。可惜“甘露之变”造成的负面效应实在太大了，因此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威势把宦官强压在应有的范围之内，而没有动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随着宣宗暴卒，宦官势力开始走向顶峰，宦官时代开始了。
从帝国后期的情况来看，武宗、宣宗二朝是解决宦官问题的最佳时机。之前的顺宗、文宗有心杀贼可惜无力回天，导致宦官坐大。“甘露之变”的失败让宦官势力暴涨，可惜这股洪水碰到了武宗和宣宗，他们这时起到了堤岸的作用，宦官们在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之后不得不在他们面前低下头来，老老实实地顺着河道走。
问题在于，以武宗的强势、宣宗的英明都只能和宦官打个平手的话，那么后代的君王怎么办？因此，帝国在最应该解决而且有能力解决宦官问题的时候却犹豫不决，最后错失良机，给帝国的黄昏涂上了重重的一笔。
到了僖宗，一个年仅12岁的皇帝，帝国已经完全是宦官说了算。小小的僖宗并不喜欢那些大臣，他只喜欢从小陪着他的宦官田令孜。与同龄人一样，他喜欢跟小太监们玩耍，喜欢吃小零食，然后弄得满手满脸都是，他很喜欢这个“尚父”，尚父（田令孜）每次去见他的时候，都带上两盘小点心，陪着他说说话，吃吃点心，然后就退出来，传达一些子虚乌有的诏命。
南衙彻底没落，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反击。早在懿宗的时候，宦官们便已经取得了跟宰相们在一起议事的权力。宦官们敲开了宰相府的大门，帝国的南衙便名存实亡了。发展到最后，宦官们已经不再需要和宰相们商量，直接发布命令了事。
事实上，在帝国的这个阶段，南衙没有发言权自有其根本的原因。在《唐语林》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则小故事，说，宣宗死了，宦官们决定拥立懿宗。按照既定的程序，这个拥立书得拿到中书省也就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去给宰相们署名。有的宰相对皇帝的人选表示不同看法，准备反对。夏侯孜劝他说，老兄你就省省了。又不是才当官不久，连这个都不知道。三十年前，我们这些外边的官员还有权力参与后嗣皇帝的选定，但这三十年以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家不让我们参与，我们也没必要参与。只要是李氏的子孙，无论人家选定了谁，我们北面事之就行了。于是，就带着百官签署了这份拥立书。
夏侯孜说出了事实，从穆宗到昭宗，一共换了八个皇帝，其中除了敬宗是凭借太子的身份即位外，其余的七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因此，宦官已经完全控制了皇帝的拥立权。
皇帝们对于拥立自己的宦官必然会格外“照顾”。而对于朝官则自然会疏远。既然你们只要是李氏子孙当皇帝就行了，谁当都无所谓，那么对我肯定没有宦官那么忠诚。大部分皇帝都这么想。所以他们一直不太信任南衙的官员。
而且估计是被安史之乱和外边的藩镇吓坏了，皇帝们对于手握重兵的将领也是极不信任，他们宁愿让将领打败仗也不愿将领拥兵自重，甚至独霸一方。因为这样，皇帝才给每支军队都配备了宦官监军，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懂，但还是要让他们掌管军政大权。
当然，南衙的毫无作为也跟他们自己有关。既然跟宦官斗没有好处，那么就在窝里斗好了。在历史教科书上，常常读到的一句话是，某国为了解决国内矛盾，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便对另外某国发起战争云云。说的也就是这个。说白了，有外敌或者可以跟外敌斗的时候，大家都很团结，而一旦没了外敌或者放弃同外敌直接的斗争，大家便开始互相争斗。这是人类的劣根性。南衙这帮文明人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