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是非常幸运的，它是我国第一座按照国家计划发掘的皇帝陵墓。三百年前，明朝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把自己葬进了定陵，三百年后，人们出于对他与他所处时代的兴趣，毅然决然地将他从不见天日的地下抬了出来。他的尸体在文革中被蹂躏，他妻子的尸体也未能幸免。如果说报应之说属于迷信，那我们宁愿相信这种迷信，万历皇帝生前做得缺德事太多，才在三百年后得到了尸骨无存的报应。若我们再迷信一点，万历皇帝选的陵址就注定了自己尸体将来的命运。
选陵的原因
大明帝国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与世长辞。张居正不但是明帝国的首辅，还是万历皇帝的恩师，他与万历皇帝的感情相当的深厚。张居正的死让年仅21岁的万历皇帝悲不欲生，而更让他痛苦万分的是，张居正死后，士大夫们便联合起来展开了声势宏大的“倒张运动”。一时间，张居正成了“伪君子”、“独裁者”的代名词。
为了让万历皇帝从悲痛与愤恨中挣脱出来，新任首辅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也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张大学士想用这一办法来分散皇上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了。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万历宣布，自己将于闰二月去天寿山祭谒祖陵，同时在那里选择自己的寿宫理想地点。张四维随即通知礼、工二部大臣偕同钦天监官员、风水先生，到天寿山挑选。
在风水先生与钦天监官员的联合努力下，几天后，礼部就把勘察结果报告交给了万历皇帝。报告中共有三处是为风水宝地，分别为明世宗永陵东边的潭峪岭、明穆宗昭陵北边的祥自岭、东井南边的勒草洼。
报告中分析了此三处的同一性，那就是风水奇佳，实乃帝王必居之地。其实古代所谓的风水并不那么神秘，如果我们从字面上里理解，“风”就是流动的空气；“水”就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也就是说，在聚集气的同时，又让气能畅通无阻。这样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可称为宝地。
万历皇帝很认真地将报告交给定国公徐文壁与首辅张四维和司礼监太监张宏观看，并且要三人前往核查。三人报回的答案一致：吉壤，举世无双的吉壤。
万历皇帝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仅仅几天时间就在祖宗陵寝附近找到了吉壤，难道真是天意？到了闰二月十二日，他陪同两宫皇太后前往天寿山谒陵。三天后，他带领百官亲自观察那三处吉壤。
让风水先生和百官失望的是，万历皇帝看毕后，频频摇头。他虽然不懂风水，但他说此三处不是吉壤，就肯定不是。首先，他是皇帝，其次，坟墓是他自己要住的，如果他不愿意，谁也不能非要他住。
于是，这三处吉壤成了平庸之地。万历回宫后又命令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的官员见皇帝年纪轻轻，居然对这种事如此挑剔，心中不乐，就给皇上写信说：“我等无能，还是要带更多的风水先生前去踏勘，只有这样，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
万历就下谕旨：“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选取皇陵建址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麻烦就麻烦在皇帝本人有他自己的意愿，而他的意愿又没有人可以违背和说服。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通政司左参议梁子琦自告奋勇要为万历挑选“吉壤”。他说，自己从小时就对风水学感兴趣，后来还特意拜堪舆大师学习过勘察风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风水大师了。
万历大喜，也不考验梁子琦，直接就把挑选皇陵建址的任务交给了梁子琦。而戏剧性的场面就在梁子琦上任后出现了。梁子琦先后三次前往天寿山相择皇陵建址。第一次与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前往；第二次与钦天监官员和风水先生同往；第三次与礼部尚书徐学谟前往。三次前往，宝地没有找到，争执倒一次未落。
在争执声中落下帷幕
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也是风水大师，但此人性格秉直，与梁子琦常发生矛盾。梁子琦向万历皇帝告状，万历皇帝就让陈道基回了南京。
接着，万历皇帝命令梁子琦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和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等去查勘。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最后选中了形龙山、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而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
当这些吉壤呈给万历皇帝看时，万历皇帝脑袋都大了。他无法想象在那么一块地方居然有这么多吉壤，更让他气愤的是，梁子琦与风水先生们所选择的吉壤没有一处相同。他再此下令这群人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于是，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而这三处吉壤中有一处是梁子琦寻找到的。他很高兴，但这一喜悦之情没有维持多久，大学士申时行代替张四维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子。
万历皇帝随即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此三处。两天后，申时行递给万历皇帝一份意见书，上面写道：臣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也就是说，申时行不但否定了梁子琦所选定的石门沟，还将另外两处说得尽善尽美。梁子琦自然大怒，他认为，申时行本是死读书的儒生而已，对风水学一窍不通。他否定自己所选定的“吉壤”，根本就是无理取闹。一个人的技能被人否定，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不敢直接攻击申时行，而是先攻击与申时行关系比较好，并支持申时行意见的礼部尚书徐学谟。他跟万历皇帝讲，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恼火非常。万历一朝的党争在历史上相当地有名，万历皇帝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看到：“附势植党”这四个字时，就莫名地愤怒。他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马上反击，他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
可想而知，在朝中有极大影响力的申时行的这一招绝对能把梁子琦打进万劫不复之境地。几天后，万历皇帝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于是，剩下的两处吉壤只好由万历皇帝亲自定夺了。一处是形龙山，申时行用风水师的评价说就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而小峪山更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经过仔细斟酌，万历皇帝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万历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大峪山”。
选取陵址一事这才算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建陵事宜了。
“不祥”事件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七日，万历任命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负责筹建工作。工作班子的领导都是帝国举足轻重的臣子，定国公徐文壁、首辅申时行为知建造事，兵部尚书张学颜、工部尚书杨兆为总督，工部侍郎何起鸣为提督，礼部尚书陈经邦为总拟规划。
另外，万历皇帝还组织了内宫班子，由司礼督太监张宏为总督，带领几百名太监配合申时行领导的朝廷班子。
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定陵正式破土动工。但是，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这一“不祥”事件成了当时万历朝的重要事件。
动工不久，钦天监官员就向万历皇帝报告说，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大量石块。再继续一挖，发现石块下面又有一大石块，这就说明石块下面无土。按照风水学的观点，宝床下无土，陵基建在石头上，龙基不稳，属于“不祥”之兆。
钦天监官员的报告还没有被万历消化，有大臣就上疏万历皇帝，说陵址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
万历皇帝惊慌不已，立即跑到天寿山，查看了大峪山附近一带地形地貌，又详细询问了在场官员，怒气冲冲地回到皇宫，将那位“造谣”的大臣贬到外地。
但是，“挖出石头”确有其事，虽然没有那位“造谣”的大臣说得那么悬乎，可万历皇帝心里还不是塌实。他找来申时行，希望申时行能给他安慰。申时行果然就安慰他，说，石头大抵是土中之骨，有骨有肉才为吉壤。
这种安慰果然起了作用，万历皇帝下定决心要把建陵事业进行到底。为了让其他人安心，他说，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
同时下诏，戒以后不允许有大臣再为此事争论，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后来，认为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处罚。
一些明史学家说，万历皇帝并不是不信邪，他之所以坚定地认为大峪山是吉壤，无非是想平息朝廷的党争。他刚即位不久，就已经领教了士大夫们的拉帮结派。他们会因为一芝麻小事而互相攻击，直到把芝麻攻击成西瓜。据说，“不祥”事件后，万历皇帝在第二年曾带人悄悄又看过几处地方，但都不是很理想，这才彻底绝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
就这样，从万历十三年八月到万历十八年六月，整个工程持续了约五年时间，用去银子达八百万两。在陵墓营建期间，万历皇帝不止一次地亲自巡视工地，并对参与此项工程的各级官员给予嘉奖。
但是，“不祥”事件并没有因为他的嘉奖与陵墓完成而结束，该余波一直延续到万历二十三年。此时，定陵已建成五年。明朝的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在观看了定陵后，大声疾呼，应易地建陵。他认为，“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
时间已经过去五年，许多人都淡忘了。况且，万历皇帝此时已经不上朝，对这种小事根本不想知道，也不能知道。
万历皇帝处在深宫里，等着自己死掉然后进入那豪华无比的陵墓，去另外一个世界享受着子孙万代的拜祭，从而继续过着逍遥富贵的生活。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也没有想过，在他死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他的王朝就被李自成击毁，紧接着又被清朝取代。而就在那个时候，许多人都讲，明朝的气数从万历时就已经尽了。依据就是他的定陵，就是发生的那次“不祥”事件。
用风水师的话来讲就是，大峪山的风水的确不吉利。因为三百年后，定陵被新中国挖掘了。有人说，定陵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是万历皇帝该得到的报应。也有人说，是巧合而已。那么，在报应与巧合之间，定陵到底倾向于哪一面呢？也就是说，定陵被挖是真的风水不好还是万历皇帝的所为惹得老天愤怒而让它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呢？
万历皇帝的“作恶”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是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点也不好，首先是不上朝，其次是派出矿监税使与百姓争利，还有一些小事诸如立太子的情绪化等等。所以，后史学家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在这里，我们不想论证万历皇帝是不是好皇帝，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昏君，但其尸体现在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地下。而为什么万历的尸体却被文革时的红卫兵揪出地面，百般蹂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