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伍子胥，另一个是申包胥。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从今天的理解角度来讲，他就是汉奸。申包胥是伍子胥的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伍子胥灭楚后，他果然就跑到秦国那里，许愿秦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秦哀公被感动了，出兵救楚。此举若按今人看来，就是汉奸行为。
郑孝胥似乎就是这两位的翻版，但此人博览群书，似乎应该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的同类。他就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勾践。越国被吴国所灭，越国国君勾践绝对是个天才，他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旦十年之内，他的忍辱负重被吴人识破了怎么办？
郑孝胥并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在日本人面前打错了算盘。“共管”的理想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那么，我们掀起郑孝胥后来“汉奸”的这一面纱，会发现，他的确不是一门心思想做汉奸的。但没有办法，他碰到的是日本人，他的祖国到处都是喜看结果，不喜看过程的人，所以，他必须就要是汉奸。
推溥仪为卖国者
九·一八事件适时地发生了，日本人的躁动使他们提前了对中国的侵略进程。不久后，整个东北沦陷。在此国难面前，溥仪和他的同志们欢欣雀跃，他们认为，自己复辟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郑孝胥亲自为兴奋流泪的溥仪起草了给日本陆相南次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信，请求他们帮助复辟。而在这之前，溥仪已经有了跟日本人合作的想法，使他这一想法产生的就是罗振玉。
罗振玉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时，东北保安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参谋长的熙洽，利用罗振玉与日本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的“师生之谊”，借口服从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将吉林省全境“献给了”日本人。罗振玉是熙洽的老相识，他听说了这一消息后，立即跑到吉林省会，如他所愿，不仅得到熙洽写给溥仪的“劝进表”，而且约请了日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同来天津，怂恿溥仪去东北。
想不到的是，溥仪身边的一些遗老，如陈曾寿、陈宝琛、胡嗣瑗并不看好他。在他们眼里，罗振玉一直就是个弄虚作假，未可轻信的人。郑孝胥当然不会让罗振玉把溥仪抢走，他溥仪说：“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溥仪正在左右为难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也不同意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罗振玉的计划破产了，但溥仪却仍旧在这一计划中徘徊着。
郑孝胥是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所以他才做出了上述举动。事实上，从溥仪到天津后，郑孝胥一直反对溥仪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他所追求的东西，仍旧是“列强共管”。
那封信发出不久，日本人就有了响应。在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立即来到天津，直接到静园和溥仪会见，这人似乎是受过高等礼仪教育的日本人，表现得十分恭唯和蔼，先是谈了张学良这个混蛋“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人才不得已而出兵。”然后表态道：“我等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接着就劝溥仪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宗的发祥之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和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听了，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很坚定地回答他：“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切都已成定局，郑孝胥与溥仪商定：偷渡白河，取水路去东北。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被塞进一辆跑车的后箱里，奔向渡口，坐上日船“比治山丸号”。三个日本军官和郑孝胥早已经等候在那里。据说，当时船上藏了一桶汽油，如果一旦被中国军队截获，就放火烧船、烧人，毁灭一切证据。当然，这是溥仪所不知道的。
还好，没有事情发生。溥仪一行顺利地到达了旅顺。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好。土肥原这瘪三说了谎。溥仪住到旅顺后，日本人就再也没有谈到过关于溥仪复辟的事。但1932年2月22日，关东军司令官突然发出邀请函给溥仪，希望他能派人到沈阳商讨“建国大计”。
溥仪只能派出郑孝胥，但在临行前，他一再强调必须实行帝制、一定要“正统系”的十二条。郑孝胥并没有完全答应下来，只是跟溥仪保证，定会尽力而为。
可当见到关东军参谋时，郑孝胥开始流汗了。日本人认为，溥仪只能当一个“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至于恢复清政府，想都别想。并答应要让郑孝胥当共和国总理。郑孝胥深思熟虑后，拍着胸脯说道：“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他的儿子为老爹加一眉批：“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怎么画都可以。”
我们不知道郑孝胥的儿子是畜生还是人类。
23日上午，郑孝胥一行回到旅顺，溥仪正等着好消息，可得到的却是郑孝胥下面这段话：“土肥原本来说接皇上直接到奉天组织新国家，但现在情况变了，看来时机尚未成熟，皇上只好暂住旅顺，静观时局转变。”
溥仪气得生不如死，他一直认为郑孝胥是个聪明人，想不到的是，聪明人居然在最不该犯糊涂的时候犯了糊涂。他生气地说道：“如果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郑孝胥几乎是笑着，不紧不慢地回道：“皇上还要三思而行，当下形势，复辟必须要依赖日本，如果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是没有希望的啊。”
郑孝胥所谓的希望是什么呢？
他曾跟溥仪说过这样一段话：“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
溥仪问他：“列强真的会投资吗？”
他回答：“他们要赚钱，一定争先恐后。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事大有便宜。”
溥仪又问道：“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的事闹起来的吗？”
他附和说：“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富，投资多多办，这很公平合理。”
溥仪又问他：“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
他说：“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
溥仪再问：“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
他很有把握地说：“唯因如此，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这段话就是郑孝胥的理想，似乎在当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皇上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可在当时，溥仪不可能对郑孝胥的理想感兴趣，因为他恨透了这个一直以来他自认为非常优秀的走狗。他对另一位遗老陈曾寿说：“日本军部要求以郑孝胥当总理，此人心粗胆大，有进无退，如何能做总理。只想自己做官，除打电报叫儿子、孙子外无他事。他那个儿子更是荒谬之极，简直非人类！”
但骂归骂，在日本人的连哄带威胁下，溥仪最终还是去了长春。1932年3月9日，在前吉长道尹衙门一间破旧的大厅里，举行了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的典礼。在这典礼上，最神气的应该是郑孝胥，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藏青色长袍，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人赞许的目光下，代溥仪宣读了由他起草的《执政宣言》。第二天，正式走马上任，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
溥仪想问候郑孝胥的母亲，但无济于事。就在溥仪满脸怒容地在长春时，郑孝胥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分别以溥仪和他本人的名义签署了《日满密约》。
根据这份密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郑孝胥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包括“满洲国”的国防、治安；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矿山、资源等。并且日本人取得充任“满洲国”官史的权利；日本有权用“满洲国”移民等。
他终于把溥仪推到了卖国者的位置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是卖国者，还是战略家
先等着郑孝胥的是一次“内阁会议”。
他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的组织机构和司长级以上人事安排。各部总长对部内的人事都有打算，谁任次长，谁任司长，准备在会上提出。
当然，这是场面话，可会议开始时，时任“国务院总务厅长”的驹井德三就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长、总务司以及其他重要司长名单。名单上的人名全是日本人。
驹井德三虽然很矮，但气焰却高，对别人的意见一句都听不进去，所以，名单全部通过。也就是从这之后，大家都明白了，“内阁会议”的提案并非是由国务总理提出，而是由“次长会议”先决定的。“国务院总务厅长”为次长会议的召集人。同时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的。一切决议、唯关东军的马首是瞻。各部日行文件，只要次长签了字，总长便跟着画诺；“国务院”的日行文件，经驹井德三签阅以后，交由郑孝胥签署。重要文件由驹井德三亲自送给郑孝胥，并且不让他细看内容。
等于说，郑孝胥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傀儡。
他正在郁闷中时，溥仪又找到了他。溥仪对他签定的《日满密约》非常不满，大骂他道：“究竟谁当家？是你，是我？你他娘的卖国也应该有个先后吧。”
郑孝胥耐心地听完溥仪骂完后，慢慢地说道：“您息怒，皇上您想要个靠山，总得给人家点好处吧。”
溥仪还能说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先斩后奏的卖国者，他的确已经无话可说。因为不久之后，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签定了《日满议定书》，等于说，他把卖国密约公开化了。
在签定仪式上，郑孝胥失态了。他先是拿错了笔，然后是对日本人的鞠躬茫然无措。在仪式结束后，他几乎是带着哭出来的表情靠在椅子上。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卖国之罪大白于天下，他汉奸卖国的铁证已经铸成。
这一年，他已经七十二岁。一个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把晚节弄得脏臭不可闻呢？
我一直想为这位大清官僚翻案，但当他做出了那么无耻的事来时，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词语来为他开脱。
但接下来的事，似乎能说明一点：郑孝胥的“汉奸”之名的确来得不容易。
满洲国建立后，许多人在这三个字前都加了一个伪字。各国对日本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因为东北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他们得不到任何利益。于是，各国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国民党政府只好反应，在1932年5月，派人到东北调查。不知是因为自己一直是个傀儡，还是因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郑孝胥在会见调查团时，摇头晃脑，大谈“利益均沾”、“国际共管”。他把自己“开放全国之策”的言论扯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绝对开心不起来了。
如溥仪所言，他的这一做法如果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绝对是一脚把他踢飞。
日本人准备踢他。郑孝胥自然也不是好踢的。他高昂着秃头，向关东军发出“不满”的信号，突然提出辞职，也不等日本人答复，他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日本人毫无准备，即使他们想踢他，但绝对不是这个时候。日本人决定向他妥协，使尽了各种手段，让他再次归位。但归位后，仍旧不给他实权。他恼火！
1935年6月，他在自己的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牢骚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了，就应该它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这句话让日本人骂娘，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溥仪时说出：“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溥仪也聪明起来，首先是觉得郑孝胥玩弄了他，其次是，日本人此时已对郑孝胥极为不满，自己若再保护郑，显然对日本人不厚道。他立即表示同意。
就这样，郑孝胥被罢了官。
他愁闷不已，但在家里却不闲着，把他从前的思想一一拿出来谈。还创办了“王道书院”，专门讲“国际共管”之论、“王道建国”之术，其实都是针对日本人的。
他越是这样，日本人就越恨他。他想去外地，日本人不让；他想吃点好的，可他的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却被日本人冻结。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只能呆在屋子里给别人讲他的思想。
1938年3月6日，他在书院演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情绪激动，演讲完毕就生病了。当天夜里，他想起了白天所做的演讲，心情不能平静，信步走出室外，观星望斗，感怀不已，还哭了几声。可能就在这一晚，他被寒气击中，夜半十分，他周身滚烫，体温骤升。确切地说，他高烧了，然后是胃疼，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治不好他。28日下午，郑孝胥呜呼了。
日本人准备给他在大同广场建一墓地，郑的家人惊恐万分，坚决不要。因为他们知道，家人是汉奸，日后肯定不得安生。
还有一种关于郑孝胥之死的说法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这种说法不可信，郑虽然不被日本人喜欢，但还不至于让日本人浪费毒药的地步。
在他死后，有人将康有为与郑孝胥做了比较，其结果也颇为相似：“康有为把光绪皇帝‘送’进了瀛台，光绪从此失去了自由；而郑孝胥把溥仪送给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终成傀儡。”而“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始作俑者和积极的行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又大力鼓吹复辟帝制。在这一点上，郑孝胥倒是与他志同道合，只是溥仪并不喜欢康有为，溥仪与郑孝胥都认为戊戌变法事机不密，至使光绪帝一蹶不振，幽死瀛台，追源祸始，康有为实开其端。溥仪特别信赖郑孝胥，也特别依赖郑孝胥父子。郑孝胥（同时还有罗振玉）与日本人相互勾结，最终将溥仪拥上了‘满洲帝国’皇帝的宝座。”
这段话还应该加上一段：在卖国者与战略家之间，我们实在无法区分。如果郑孝胥真正地实现了他的理想，那么，是不是在卖国者之上是否应该加上一战略家的称呼呢？
这一切都成定论，无讨论的必要。
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任何大人物成为汉奸，都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苦衷。郑孝胥的苦衷就是：在大清时没有过够官瘾，并且始终认为大清是自己真正的祖国。为了祖国，他不惜先卖后买，不过可惜，他错得太厉害了，因为日本人是永远也靠不住的。
章太炎——民国遗老的碎影
鲁迅说，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民国成立后，章太炎用他的学问谱写了一个中国传统中“士”的赞歌，用每一场叫骂与无人可及的知识为那个时代粘贴了多片碎影。这些碎影可看作是章太炎一个人的“发疯”，也可看作是那个时代所有从帝制社会过渡到民国的知识分子的“发疯”。
可爱的“章疯子”
章太炎当然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一面。护法运动时期，他去西南争取军阀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他高兴异常，让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这面大旗几十里外都能见到，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唐继尧，唐继尧只是笑笑，并不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