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郑孝胥的主子溥仪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在溥仪刚任命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不久，民国国会里就又有一批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废止清皇室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其实在更早时候，国会里就有过类似的提案，理由就是清室在民国六年（1917）闹过复辟，而且还不断地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凌驾于民国之上，显然是想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又多加了一条罪证，就是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授内务府大臣。
提案一经报纸登出，社会舆论便把焦点转向了郑孝胥掌管的内务府。一时间，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务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押进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不足为奇的事情都被披露出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不久，民国的内务部便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郑孝胥的开源之策中有一项是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也遭到了民国政府的阻止，书也被当局扣押。这时溥仪的父亲醇亲王找到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惹怒了民国当局，那以后就更不好办了。接着，原内务府大臣绍英又来到溥仪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很不满意，如果郑再这样闹下去，民国再有什么举动，他也没有办法了。这下溥仪坐不住了，郑孝胥似乎也觉察到自己的不利形势，于是主动上奏溥仪，“恳请开去差事”。结果，郑孝胥还回到了“懋勤殿行走”的位置，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这次整顿内务府失败，虽然让郑孝胥丢了“总理内务府大臣”的头衔，却让他逐渐成为了溥仪的智囊心腹。
1924年11月2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终于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溥仪等仓皇逃到了醇亲王府，此后郑孝胥便一直担任着“护驾猛士”的角色。经他与日军竹本多吉大佐交涉后，溥仪等人又逃到了日本使馆，并最终逃到了天津。到天津后不久，溥仪即下旨：郑孝胥、胡嗣瑷、杨钟義……皆驻津备顾问，并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瑷任事。此时郑孝胥俨然已经成为溥仪智囊团的首席成员了。
溥仪和郑孝胥等人在天津等了七年，在此期间，他们企图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支持，也曾投靠过白俄将军谢米诺夫，为其效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加紧与日本历任驻军司令官、历任驻华领事联系，极力希望得到日本侵华势力的支持。溥仪甚至想亲自到日本游历求援，不过郑孝胥却劝他要“静观世变，养晦待时”，“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复兴之望绝矣”。郑孝胥又一次表现出了超人的政治眼光，让溥仪避免了政治冒险。此后溥仪对郑孝胥更是形影不离，言听计从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他和郑孝胥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慈禧和荣禄之间的那种程度”了。
伪满洲国的“傀儡总理”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场事变让中国东北三省的人民陷入了炮火战乱中，这也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但事变的发生却给蜷伏在天津的郑孝胥和溥仪带来了希望，他们顿时活跃了起来。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溥仪和郑孝胥立即派刘骧业奔赴大连，去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接着又拍郑垂前往日本领事馆打探消息。此时积极奔走于日本各势力之间的，除了郑孝胥外，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也与日本渊源甚深的遗老罗振玉。罗甚至自告奋勇地要求溥仪给他手谕，让他“便宜行事”。显然，罗振玉是在和郑孝胥争夺倚靠日本、图谋复辟的首功。
溥仪本人在听到东北事起的消息后，时时想亲自去东北与日本人交涉，此时郑孝胥异常“冷静”地劝溥仪说：“天时人事，辗转相乘，至有今日，愿以定静处之，躁进者进用，必损威名，宜以敬慎相戒。”郑孝胥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溥仪还是听从了郑的劝告。不久后，关东军便派人找到天津来了。
这次带领关东军来见溥仪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振玉。和罗振玉一起来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的上角利一。罗振玉在向溥仪请过安后，就呈上了溥仪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一封信。这个熙洽趁张作相回家奔丧不在吉林，便擅自做主开城门迎降了日军，而这支日军的师团长多门就是熙洽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师。在信中，他对溥仪说他们等待了二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并请溥仪不要错失良机，立即到“祖宗的发祥地”来主持复辟大计。信中向溥仪展示了他们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的宏伟蓝图，并且保证，只要溥仪一回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溥仪看完信后，罗振玉又进行了一番鼓动，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东北三千万子民盼皇上早日回去云云，再加上这几天从报纸上铺天盖地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等新闻，溥仪真有点心动了，毕竟他是做梦都想重新坐上那把龙椅。
尽管心动，溥仪却没有贸然答应罗振玉一行的请求，他觉得还是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商量一下为好。正是这一商量，又给溥仪泼了一头凉水。
首先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胡嗣瑷、陈曾寿等人，他们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毛病，认为东北局势的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都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到刘骧业等人去东北探得真相后才能决定行止。已经八十四岁的老臣陈宝琛更是沉痛地劝溥仪道：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溥仪仍心有不甘，他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更何况有熙洽的亲笔书信。于是他立即派人去请郑孝胥，关键时刻，他想听听郑的意见。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郑孝胥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说白了，郑孝胥的意思和陈宝琛等人的一样，也是时机尚未成熟。
在经过仔细的权衡过后，溥仪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等于是拒绝了罗振玉。
只是当罗振玉遭到拒绝后离去不久，郑孝胥就改变了一贯谨慎的态度，由主张观望转而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很明显，他这是在和罗振玉“赛跑”。
10月11日，本来就急于复辟的溥仪，背着陈宝琛等人，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家庭教师远山猛雄持他的亲笔信回日本，呈交给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头面人物，以探寻他们对自己复辟的态度。此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好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11月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夜里来到天津会见溥仪。在会见之前，郑孝胥对溥仪说：“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长，乃关东军之要人，果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而当土肥原与溥仪正式会见时，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姿态，希望溥仪做即将成立的“国家”的“元首”，并且表示这个国家当然是“帝国”。这样的消息立即让溥仪兴奋了起来，他对郑孝胥也是更加信任了。
其实在是否投靠关东军的问题上，天津内部仍然存在分歧，陈宝琛仍然是激烈的反对派，但此时他一人的反对已经没有什么效果，郑孝胥更是催促溥仪道：“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估计他的同乡陈宝琛听到这话会给气死。
终于，在土肥原和天津的日本驻军以及日本租界当局的策划布置下，溥仪和郑孝胥父子于11月10日夜里由日本军人上角利一等人护持偷渡白河，逃出天津，在大沽口外登上了日本商船“淡路号”，并于12月3日到达营口。
在营口，郑孝胥和溥仪没有看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场面，只是由一个日本宪兵大尉将两人从营口带到了海城汤岗子温泉，而罗振玉、佟济煦等人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到了这里后不久，他们发现自己被日本人封锁了起来，几乎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在汤岗子住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被转移至旅顺的大和旅馆。
其实这个时候日本自己的国际处境也是极为不利，而且日本人政府和关东军在怎样设计傀儡政权，以及如何利用溥仪这个问题上，都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溥仪这边，郑孝胥和罗振玉之间争夺主子的斗争却进行的不亦乐乎。
先是在汤岗子，罗振玉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外界的来往，阻止溥仪和郑孝胥与关东军的直接接触，以保障他自己的“独家包办”。可是到了旅顺，郑孝胥不再那么乖巧了，郑氏父子也积极和日本的各方面发生关系，凭着和日本侵华势力的渊源，他们很快就斗败了罗振玉。从历次郑、罗之间的斗法来看，罗虽然与日本也有旧，在甲骨古董方面也是造诣甚深，但是搞起政治来，不论资历、手段，还是与溥仪的关系，都不是郑的对手。
迫于国家上的压力，日本开始处理中国东北的问题了，但处理的结果却远远不是像溥仪和郑孝胥料想的那样。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共同制定《满洲问题处理方案纲要》，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石原莞尔等人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对建立所谓“满洲国”进行具体的策划。2月16日，在三宅和板垣等人的操纵下，又纠集了东北的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举行“四巨头建国会议”。次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张景惠出任会长，18日发表所谓的“独立宣言”。在旅顺苦等了三个月的溥仪等来的就是这一纸宣言，压根就没有他什么事。
眼看自己复辟称帝的梦想濒于破灭，气急败坏的溥仪连忙召见郑孝胥，并写了十二条意见要郑带给在奉天的板垣。所谓意见，无非是哀求关东军允许他复辟称帝。郑孝胥在接受任务时，也信誓旦旦地向溥仪表示，一定要为主子讨来这个皇帝做。只是当郑孝胥真正见到板垣的时候，却并未将主子的十二条意见交给板垣。其实精明的郑孝胥知道，拿出来也只能碰一鼻子灰而已，日本人先求的是自保。于是，在奉天的两天，郑孝胥仅仅是到处看看新成立的“行政委员会”的各种“官制”及“法律”。在回到旅顺向溥仪复命时，便开始竭力劝说溥仪“当借力试行”，也就是让溥仪接受板垣关于“满洲国”的设计方案。
板垣关于“满洲国”的设计方案大致是：立国制度名曰民本制，国曰满洲国，君主曰临时执政，年号曰建国。在这个方案中，最令溥仪不能接受的就是民本制和君主为临时执政，因为这两项与他要苦苦复辟的帝制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当板垣拿着这套方案来见溥仪时，他仍坚持不放弃自己皇帝的身份，并表示担任临时执政“以一年为期”。溥仪的态度让板垣很不满意，他也当即表示，日本军部的要求不能更改。
眼看谈判要陷入僵局，郑孝胥赶忙让儿子郑垂向溥仪建议，让他不要与日本军部争辩。在郑氏父子的反复劝说下，溥仪最终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建国方案，并将“一年为期”改为“暂时维持”。这才让板垣满意而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