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的一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晚清做官时他不为强权，敢于直谏。1881年，他在一篇奏疏中说：“台湾治，而后七省之海防可渐固矣。”这一重要论点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可惜昏庸无能的请政府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陈宝琛对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事始终耿耿于怀，面对当时的社会局面，他忧心如焚。愤恨自己无能的同时，也深深担忧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首诗中他借“泪波直注海东头”抒发了自己对家国的哀恸！因此，他希望能振兴中国，富国强民，以期早日收复台湾。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对日关系寄托在“国联”的“裁决”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日本侵略者仅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就占领了3倍于它本土的东北全境。那么该如何统治整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呢？整个问题，一直令日本统治集团犹豫不决。当时他们内部曾持有二种完全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赤裸裸地径直要求把东北并入日本国土；第二种意见则是提议成立伪满政权以遮人耳目，建立傀儡，日方则实行幕后控制。最后这第二种名利双收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日本关东军加强了对溥仪的控制。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的策划下，溥仪由郑孝胥父子陪同，潜行东北，成了关东军的傀儡皇帝。
1932年1月24日，陈宝琛带着长子陈懋复、外甥刘骧业，冒着北方的严寒，火速赶到大连，希望能见到溥仪。而汉奸郑孝胥却怪他不该不打招呼，突然跑来，并且说即使陈宝琛去了旅顺，日本人也未必能让他如愿见到溥仪。郑孝胥此时已然沦为日本的走狗，心怀鬼胎的他生怕陈宝琛的到来会让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因而千方百计地阻拦。陈宝琛显然也明白这个奸佞小人的诡计，不想跟他纠缠，于是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这次来，只是尽自己的心，如果见不到“皇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随后巧妙地摆脱了郑孝胥的纠缠，直奔旅顺。第二天，溥仪同时召见陈宝琛和郑孝胥之子郑垂，陈、郑两家始于天津的御前辩论，又在旅顺展开了新的回合。这番论战足见双方孰忠孰奸。
早先，在溥仪未动之际，陈宝琛就曾极力拦阻他出关，彼时他手中尚有主动权；然而溥仪既已入了关东军之牢笼，陈宝琛也只得退而求其次，强调与日本政府定约，无非尽力争取主权而已。而郑孝胥则称：“处在此时此地，除了俯首听命，别无他途！”
在旅顺时，陈宝琛还代呈了陈曾寿的一封奏折。陈曾寿在折中指出：“为今之计，宜先设法脱离目前之羁绊，复在津之自由。然后相机善为应付，使彼见我无汲汲之意，乃不致启其轻侮之端。庶进可免挟制之危，退可有回旋之地……使内而国人，外而列强，皆晓然于皇上所处之地位，超然独立，并非日人之傀儡，无所疑猜，然后人心归向，列邦共认，中兴大业，庶肇于兹。”这份奏折中所陈述的观点，也是陈宝琛所认同的，他们希望堂而皇之的复辟大清，而不是在日本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受尽欺凌。
陈宝琛到旅顺后下榻于大和旅馆。住到第三天，郑孝胥又施展诡计。他和郑垂忽然到旅馆对陈宝琛说，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客人全部都要离开。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而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从沈阳来，住在大和旅馆，准备跟溥仪“会谈”。郑孝胥父子怕甚至陈宝琛的为人，怕这位陈太傅参预其事，极力反对，更担心威望超过他的陈太傅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从而抢了他的“饭碗”，所以父子俩得到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撵走陈宝琛。1月30日，溥仪再次召见陈宝琛，把坂垣要他当“满蒙共和国总统”的事告诉了曾经十分倚重的师傅。当时陈宝琛坚决反对，晓以利害，劝溥仪不要被郑孝胥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说到激动之际，不禁老泪纵横，用颤抖的声音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当陈宝琛告辞返回旅馆时，郑孝胥父子已经把他的行李装上了汽车，立逼着陈宝琛即刻上车去大连，竟无丝毫转圜余地。
1月31日，郑孝胥假惺惺地来到南方旅舍看望陈宝琛，谈话中，两人又为溥仪的前程争论起来。在陈宝琛严词质问下，郑孝胥不得不承认以“皇上”目前处境，难以实现大清复辟，但是他却把责任全推到罗振玉身上，扬言“将从此不管了”。陈宝琛深知郑孝胥的为人，当下毫不客气地斥责他说：‘言汝随上来，不离左右，此事岂罗一人之责！此时乃言不管，何以对上？’郑被问得哑口无言。”
然而一切已成定局，非陈宝琛一人之力可以挽回，然而这位忠心旧主的老夫子从旅顺归来后，心里却一直为溥仪的“前程”和安危忧虑，以至于寝食难安。他认为自己应该写一封奏折，想办法当面进呈，劝溥仪悬崖勒马，不要坠人他人的圈套中而不自知。于是他写下了被后人称为《壬申密折》的奏折，但保存至今原稿文字已残缺不全。
奏折中陈宝琛极力抒发了忧愤难抑的心情，企图向旧主倾诉衷肠。并且严词谴责了郑孝胥父子勾结日本侵略者，把孤独无援的“皇上”居为“奇货”的险恶用心；揭露了他们自恃权谋，心甘情愿认贼作父，在达到个人目的之后，把急需“决疑补阙”的“皇上”撂在旅顺，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而自己跑回天津半个多月之久的种种劣行。其间，陈宝琛还多次郑重指出，复辟大清是关系到“皇上”“功业”成败和一生名节的大事，应当“尽忠竭才”以尽臣子之道。于是他建议溥仪应速将胡嗣瑗调到身边以助谋划。陈宝琛希望能利用“国人之仇”、“思旧之心”实现爱新觉罗王朝的复辟，但基于形势的复杂难料及溥仪的命运掌握在日人手中的现实状况，特别叮嘱“此时进止尤不可不慎。”尽管这封《壬申密折》充分体现了陈宝琛的忠君爱国之心，字里行间他也尽力替溥仪的自投罗网开脱，但其实形式所迫，作为一个满清遗老，他也实在无力改变现状，因而只有鼓励溥仪以“正统系”思想抗争，珍惜自己的“名节”，以达到摆脱日本人控制，重振大业的目的。因而应给予适当的肯定。
遗憾的是，这封凝聚着陈宝琛心血和希望的的密折还没来得及面呈，溥仪却已经被郑孝胥出卖了。郑孝胥私下与日本关东军达成协议，以让他当伪满洲国总理为条件，由他负责劝说溥仪接受伪满“执政”任职。于是，历史的丑剧无可奈何最终上演。1932年3月8日，日本卵翼下的溥仪傀儡集团粉墨登场。陈宝琛尽管极尽努力，但终于还是无力挽回走向背叛民族深渊的皇帝学生。当时的陈宝琛可谓痛心疾首，他没有立即赶赴长春，因为此时他已无能为力而且也不存在“劝谏”的任何紧迫感了。为了清廷操劳大半生的陈宝琛不久便住进了德国医院以割除额瘤。
当时的陈宝琛已然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所幸的是割除了额瘤的手术很成功。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不无感怀身世的诗，庆幸“天庭顿豁障碍去，还我本来镜中影。”可是，很显然陈宝琛并没有象割除额瘤那样痛快淋漓地去割除心中的“赘物”，他怎么也无法割断与溥仪的情感纽带。陈宝琛一生最为遗憾的，莫过于没有实现他二十年前的夙愿，把溥仪培养造就成为象他的祖先康熙、乾隆那样的“英明圣主”，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青年溥仪竟然做出如此败坏名节，令爱新觉罗子孙感到耻辱的事情。此时的陈太傅，只能徒叹一片忠心空付东流了。
但尽管如此，暮年的陈宝琛仍在苦苦追求复辟大清王朝之路。尽管《壬申密折》没有呈交给溥仪，溥仪最终也沦为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但是陈宝琛在溥仪终于当上傀儡“执政”之后，仍不死心，企图谋求改变溥仪现状，继续为溥仪复辟“大清王朝”效力，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在东三省沧陷，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条件下，陈宝琛力图使溥仪摆脱傀儡地位的努力虽未可厚非，但不得不说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日本人既然用扶植傀儡的方式在东北推行殖民统治，他就绝不会允许一个独立于他们“保护”之下的爱新觉罗王朝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近乎常识的道理。然而忠君爱国，矢志不复辟的陈宝琛，对此是无法参悟的。这也是这位末代遗老一生为恢复清廷徒劳无功，可以说是他最大的悲哀。
不满伪满怎奈“报国”无门
尽管陈宝琛痛心于溥仪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但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学生。1932年10月10日，陈宝琛到长春看望溥仪，当时下榻于交通银行大楼，住了两个多月，于同年12月中旬返津。这是的陈宝琛已然是风烛残年，但他不顾危险，怀揣密折，顶风冒雪赶赴溥仪之处是专为尽臣道而来。对中了日本人奸计，身入牢笼的旧主，陈宝琛除了抚慰外，更多地则是谈论有关“密折”的话题，和溥仪共同探讨如何广搜人才，挣脱羁绊恢复大清帝制，最后达到入主中原的种种设想。而此时的郑孝胥已然作为日本人的“新贵”，当了几个月的伪满总理，正是风光无限，志满意得之际，因而陈宝琛鄙视其为人，根本不予理睬。而郑孝胥却自诩已辅佐溥仪开创了新局面，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国家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得意忘形之际，郑孝胥还一度赋诗，以表达自己此时正急不可耐地大施拳脚，救民于水火。
陈宝琛继而作诗讽刺，这两首唱和之作，形同“笔战”。陈诗不仅当头给郑孝胥的得意忘形泼了一盆冷水，还辛辣讽刺郑孝胥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满之事，寓意深远。对句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临难不苟，秉笔直书之典与《庄子？大宗师》“子桑饥寒”之典，影射郑孝胥及伪满政权。结尾二句，则语重心长地告诫包括溥仪在内的一班人：“旧京”尚有“佳气”可“望”，千万不要“乐不思蜀”，应千方百计争取“入主中原”，返回旧京。
在长春的两个多月中，陈宝琛除了进见溥仪及与胡嗣瑗密谈外，便是诗酒唱酬。在一次宴集中，“打嵌字格诗钟”，多事之人要求把“中”、“日”两字分别嵌在一副七言对联第一个字的位置上。陈宝琛写的一联是“日暮可堪途更远，中干其奈外犹强”。当时郑孝胥的侄儿也在座，后把这联诗抄下来，带给郑孝胥看，后又转抄到了坂垣手里。坂垣把它记在手册中，加注：“陈宝琛诗钟讥日本。”似乎大有恼意，欲对陈宝琛不利。当时有人感于陈宝琛忠君爱国之心，不忍他遭毒手，因而为之解释说，文人偶然游戏笔墨，无足介意。坂垣方才作罢。但还是惹下了麻烦，后来土肥原即造访陈宝琛，强荐一日本人为懋需、懋随教授日文，大有监视陈宝琛一家之意。
当时日本人对于陈宝琛的威望和才学也的确动心，更发现他与溥仪敢情非同一般，因而曾提出挽留陈宝琛仍为太傅，而陈宝琛坚决推却，并对溥仪说：你左右的人，一个好人没有。适有报社求他写字，他写了‘旁观者清’四个字，刊于报端，由此可见，陈宝琛太傅之胸怀，不满于伪满洲国。
这次长春之行，使陈宝琛完全明白：溥仪已被送进了日本人设置的牢笼，只能听命于“主人”，完全失去了自主的权力。陈宝琛感到了空前的沮丧，油然而生一种报国无门的悲凉之感。于是他向溥仪洒泪告别。但是他仍旧放心不下这位旧主。
1933年11月，陈宝琛大病初愈，便迫不及待地二上长春觐见溥仪。在长春又住了两个多月，至1934年1月底才离开长春。这次去长春，溥仪把他接进伪满执政府，得以住在了溥仪身边，因此比第一次到长春住在旅馆，与溥仪的见面、交谈要更为方便。但毕竟还是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下，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的溥仪，谈话的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陈宝琛回到天津后不久，就给胡嗣瑗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此别至为惘惘，每念吾皇操心虑患之言，与足下菀结孤危之况，则不能寐。”“日昨侍侧，上以人才不足为言，然非近在关东者，罗致又多不便。”由此可以推见溥仪仰人鼻息的傀儡生涯，而陈宝琛苦心孤诣规劝溥仪，为清廷复辟谋划，最终只能归为镜花水月。
这次从长春归来，陈宝琛陷入了更深更大的痛苦之中。他虽不参预伪满政治，却始终无法割舍昔日的君臣之义，割断与溥仪个人的感情纽带。他看到溥仪成为傀儡，受日本人的控制，他企图帮助溥仪挣脱日本人。可以为了溥仪的安全，为了“留得青山在”，他又不得不周旋于汉奸之中，联络应酬。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坚定民族立场，不愿与郑孝胥之流在政治上同流合污。
陈宝琛看着溥仪一步步走向背叛民族的深渊，其心里的痛苦是无可言状的。他常常对身边的子孙说：“民族是不能得罪的”。在他看来溥仪既然背叛了民族，他就不能跟着他走，也去当汉奸。陈宝琛不同于以往“愚忠”的朝臣，在名节问题上，陈宝琛并不恪守儒家关于“君令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原则，去绝对顺从溥仪。陈宝琛清醒的认识到不能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背上骂名，成为千古罪人，因而后来他以辞去伪职表明在政治上与溥仪分道扬镳。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无法跳出自己的人生桎梏，割舍不下以“正统思想”维系着的君臣之义，无法忘却溥仪曾经给他的几乎无日不有的恩荣与赏赐。因而，在晚年，他剩下惟一能做的事也只能继续替溥仪想办法摆脱傀儡地位，争取“独立”。当年他还曾经竭力阻止溥仪去朝见日本天皇，认为那样做将赤裸裸地暴露“儿皇帝”的可耻面目。他不断提醒郑孝胥和溥仪身边的人不要忘了“入主中原”大局。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徒劳的，但他确实不顾残年孱躯，卖力地做了。为了“入主”大业，对郑孝胥，他既打又拉，这也完全是为了溥仪，因为当时的郑孝胥，毕竟还是溥仪身边最有影响力的近臣。
1935年春，这位矢志不渝光复大清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在生命濒危的日子里，陈宝琛叫长子懋复记下给“宣统帝”的最后一本奏折。遗折开头叙写针药未效，“气息仅属，辗转床褥，势将不起”，其次，概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及对朝廷恩宠有加的感激之情，有“凡兹恩施之逾格，皆非梦寐所敢期，感愧靡涯，捐糜何惜”，应该说这是出自沧趣老人肺腑的至真至善之言。陈宝琛一生的所作所为，他之所以不忍心离开幼主，统统都是出自根深蒂固的报恩思想。接着再写“心长命促”、“回春无望”、“瞻天无路”、“素愿未偿，徒衔悲而入地”，陈宝琛心中的悲哀与遗憾尽现纸端。最后，写下了对溥仪提出的殷切期望，也是最后的教诲。
1935年3月5日凌晨，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及民国的世纪老人、末代帝师陈宝琛在北平病逝。
后人对他的评价不少，但最为中肯确切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陈衍对他的评价，也是历史的盖棺定论：“拔可一律，颈联云：‘生憎虎豹当阑恶，转觉麒麟卧地安’殊为稳切，盖满洲为保护国，陈老绝不与其事也。”
张人骏：两耳不闻世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