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对国民党右派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夺权斗争采取步步退让的投降主义政策，放弃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农民运动忧心忡忡，生怕农民起来吓跑了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因此，对农民运动加以种种限制与打击。1926年7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指责农民运动"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于是，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就错误地规定"，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武装"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可以由"正绅代替劣绅"担任民团负责人，等等。1926年底至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党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召开特别会议，又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日益向左，蒋介石日益向右。于是，会议决定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毛泽东在此问题上与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坚决斗争。
1927年2月16日，他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尖锐地指出，经过调查"，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列举了认为农运"糟得很"；是"痞子运动"；农民运动破坏统一战线；农民运动"过火了"等等谬论，一一加以驳斥，明确指责"：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在后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进一步严厉批评了各种攻击农民运动的谬论，明确表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的反对。"毛泽东的态度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与支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为考察报告写了序言，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随着陈独秀右倾思想在大革命后期继续发展，党未能及时组织和领导当时的农民运动，壮大自己的力量，反而致力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纵横辟阖之中。在此期间，毛泽东则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土地委员会内积极研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施方案。1927年4月间，土地委员会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应当进一步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承认并促进农民的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只有解决了土改问题，才能使农民得到解放，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和兵士问题，保护革命。他深刻地指出"：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但是，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遭到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和陈独秀的拒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在陈独秀的一再退让中失败了。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沉痛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大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个大错误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始终无当主人的决心；其次，毛泽东气愤地指出，农民要革命，党的决议却"完全站在地主方面"，我的报告(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是反革命的嫌疑。"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放弃军事运动、武装斗争的错误，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至理名言"。作为军事思想家的毛泽东，起步于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他熟悉中国的农民，他就熟悉了中国的军队；他热爱中国的农民，他就能找到激发他们战斗热情的源泉。他从农民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战争最深厚的伟力，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他的兵法就建立在上述全部思想的基础之上。
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之于中国的农民，是挚友，是导师，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他将一支几千人的农民起义军转变为战无不胜的百话》。
1927年4月19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万雄师，他由乡村走向城市，导演了世界战争史上一幕幕辉煌的场面。这一切是由井冈山开始的。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秋收起义作了具体布置，并把起义的重点置于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省。为了加强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担任省委书记。
毛泽东冒着酷暑赶赴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8月18日湖南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紧急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说：眼下，乱云飞渡，浊浪横天，反动势力猖狂一时。中央决定发动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用枪杆子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这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执行。
围绕着秋收暴动中的军事、土地、政权、宣传等问题，省委工作会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提出"：一、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和省委委员一致主张，秋收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应高高打起共产党的旗子。
在研究暴动区域问题时，毛泽东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认为不能按照中央的原定计划在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地区同时发动起义，而应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一个地区发动起义。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七县(镇)的起义，先在湘中四围各县暴动，随后合力夺取长沙。
毛泽东被任命为起义军的前委书记，全权负责湘东赣西的秋收暴动。会后，省委又决定9月9日破坏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夺取长沙。
9月初，身负重任的毛泽东到达安源，立即召开湘赣边界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渡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第一团主要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钟文璋任团长；第二团主要由安源武装工人组成，王新亚任团长；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骨干，苏先俊任团长。全师共5000余人，由前委领导。
对于这场较之湖南师范的武装护校更为真实、严峻的战争，毛泽东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布置：兵分三路，进攻长沙。第一路，由第二团自安源进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配合，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由第一团自修水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待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击；第三路，由第三团自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捣长沙。
作战计划布置完毕，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第三团的战斗，于是在会后就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装扮成商人，由安源赶赴铜鼓。当时，第三团是军心最不稳定的一部分。其时有人主张上山，有人主张留铜鼓待命，有的则主张疏散回家。
因此，毛泽东一路上心急如焚，顶着如火骄阳急赶路。没想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却当了一次俘虏，差一点改写了历史。
后来，他还心有余悸地对斯诺详细地谈起这一回的经历"：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这一场虎口脱险的严峻考验，使得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一开始就显得极具传奇色彩，像是一出惊险十足的楔子。
9月10日，毛泽东召集第三团排长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第二天的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