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缩在根据地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曾中生、徐向前扣了一大堆帽子。所谓"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信里还特地点了曾中生，说他"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这就为张国焘打击曾中生同志，提供了"上方宝剑"。从此，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甚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
徐向前自然也受到了冲击。然而，这并没改变他的信念。他依然认为，作为前线指挥员，必须依据客观情况，临机处置问题，才能真正地掌握战争胜利的主动权。
1934年8月，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反六路围攻，进入了最后一幕---西线的黄猫垭歼灭战。
9月11日，徐向前、李先念率三十军及九十三师克巴中，准备进而从西北的黄猫垭、旺苍坝地区，对敌第一、二两路实施大纵深迂回，免得敌人跑掉。这时，张国焘来电话，要徐向前北向长池方向迂回。这是浅迂回，兜不住敌人，只能追着敌人的屁股打。
徐向前在电话里反复向张国焘陈述理由，说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但张国焘就是不听。讲来讲去，张国焘生气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放下电话，徐向前果断地表示：这回就是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
李先念立即表示支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那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
"好，我们来个机断专行"。徐向前当即令程世才先紧急集合身边一部分兵力，昼夜兼程，经凤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旺苍坝，向敌第二路兜去。徐向前随即带后续部队跟上。
经一天一夜激战，敌全部被歼。红军共毙敌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敌万余人，获反攻以来最大胜利。
战绩摆在眼前，张国焘无话可说。
徐向前敢于机断专行的指挥作风，可以说一直贯穿于他一生。
1948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晋冀鲁豫部队攻克临汾后，山西境内的敌人，处境十分不妙。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是北上晋中，野战歼敌，为攻克太原铺平道路。是时，徐向前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党中央明确指示第一兵团的任务是：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
北上晋中作战，徐向前面临许多困难。第一，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力强；第二，经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部队相当疲劳，新成分增加，干部缺额大；第三，平原地区，烧柴极缺，给部队生活造成困难。
党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这些实际困难，只要求徐向前兵团首先歼敌一至两个师。徐向前考虑再三，提出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提交兵团作战会议讨论。他认为：第一，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第二，敌人以五分之四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正给我们可乘之隙。我以6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四至六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第三，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入骨，亦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
兵团作战会议上，徐向前生动地比喻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这笔账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但是，有的同志顾虑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力主打敌一至两个师。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未能取得一致认识。徐向前果断表示：战机紧迫，就按歼敌四至六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历史已经证明，徐向前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徐向前之所以能够在战争指挥上机断专行，当断则断，固然与他的革命胆略有关，同时，也来源于他对战场情况深入的调查研究。
徐向前一再强调，作为战场指挥员，一定要有周到、细密的作风，要坚决反对那种对战争情况了解得不具体、不周详的恶劣作风。他比喻说，指挥员要既当大姑娘，又要当老虎。平时，好像一个大姑娘，心要细，要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周密细致，开动机器，用脑筋，想办法，不是轻举妄动。打起仗来就好像一只猛虎。他还特别指出，打以前心要细，一打开了就要胆大。总之，只有善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情况，才能在需要时根据情况果断地作出处置。
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但要指挥靠前，处变不惊、机断专行，还需要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爱兵如子。这是徐向前强调的又一重要观点。
徐向前认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广大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人民群众。部队中最广大的群众是士兵，连队的基础在士兵，打起仗来冲锋陷阵的是士兵。离开了广大士兵，就谈不上战役战斗的胜利，谈不上军队的巩固和发展。因此，部队中的各级干部，上自统帅，下至排长，都要牢固地树立带兵观念。"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要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要把士兵作为自己的阶级兄弟。这样，部队才能上下一心，亲密无间，形成"拳头"，真正出战斗力。
如何爱兵？徐向前强调，要从政治上爱兵，生活上爱兵，战术上爱兵。
政治上爱兵，就是要教育战士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政治工作做好了，战士们才能为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英勇作战。他还指出，对逃兵，也要正确对待。逃兵回来了，要安慰他，爱护他，感化他，弄清他逃跑的原因，再对症下药去教育他，决不能任意伤害、污辱、打骂、处罚他。
生活上爱兵，就是要关心战士的疾苦，关心战士们的生活。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他还强调，现在我们连队的生活还很艰苦，"连队干部要把士兵委员会搞好，把连队生活搞好。不关心战士生活，就不能算好的连长、指导员"。
战术上爱兵，就是要从教育训练入手，提高战士的战术、技术水平。新兵来了，要教育他，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也要提高他的技术，使他从老百姓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人。他说："一个新兵如果不加训练就拉上火线，那是送死战术。不讲战术叫士兵去乱冲，也是送死战术。一个指挥员随便叫下级和士兵去送死，那是罪恶。"
在战场上，徐向前既是敢打硬仗、恶仗的统帅，又是爱兵如子的模范。解放战争后期一直跟随徐向前在前线的晋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回忆了他亲眼目睹的徐向前这方面的事迹。他写道：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徐向前爱兵如子。他不仅经常深入连队，关怀基层干部战士，与他们打成一片，更主要的是在部署和指挥作战时，系干部战士的安危于心间，尽一切可能减少部队的伤亡。因而，每次战斗他都冒着敌人密集如雨的枪弹，到距前线最近的指挥所或观察所，指挥作战"。
"记得在第一次攻打临汾时，部队实行炮火轰击，未能打开城墙，还造成一些伤亡。这时，前线指挥员打电话给徐司令员，要求搭云梯，实行强攻。在指挥所里，我见他沉思了一下，即回答：用这个办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可考虑改用别的办法，我们要爱惜每一个战士的生命，毅然下令停止进攻。临汾战役结束后，在一次会上，他对指挥员讲："我们要把战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当作自己的亲子女一样爱护、痛惜。你们想，老百姓在艰难之中，把儿女从小养大成人，送到我们部队来，如果蛮干，不讲战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啊！你们自己也有儿子嘛！"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临汾战斗中，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在观察敌兴隆店高地敌情时，被守敌发现，向他开枪射击。王墉同志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徐司令员得知噩耗后，悲痛不已，流下了热泪。他对我们讲，王墉同志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吃过很多苦，到部队后英勇杀敌，身经百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将才。这番话，表达了他对王墉同志的深切怀念和痛惜之情"。
徐向前的一些老部下，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48年，运城战役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而开了小差，后又回到了连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和爱兵教育。他在讲话中说："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
当徐向前已经80高龄的时候，他对士兵仍然一往情深。冬天，他亲自到警卫班的宿舍，摸摸被子厚不厚，暖气热不热。节假日，他派人把水果、月饼等送到战士手中。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有一批干部、战士致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对各地伤残战士"酌情安排工作"。但是，有一些地区却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致使一些伤残军人没有工作，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昆明街头出现残废军人佩带勋章乞讨的情景。徐向前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当即提出：干部战士战斗中负伤致残，战后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但从最近一些反映来看，有些地方的安置工作很不得力，影响军心。请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上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可否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请参酌。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读了徐向前的这番话，得到了书记处的高度重视。很快，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从"酌情"到"一定"，反映了徐向前对战士的一片关切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