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卢紧靠意大利半岛，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每年向罗马交纳巨额赋税。还在恺撒统治时，高卢的贡税达每年4000万塞斯提斯，财政经济上对罗马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27年，渥大维在那榜行省以外的高卢建立三个元首行省，即凯尔特行省、比尔及行省、阿基坦行省。元首任命的行政长官衔特使任总督，总督驻在地分别为卢格敦（今里昂）、兰斯和桑特（后为波尔多）。这三个行省连同受元老院治理的纳尔榜行省共辖90个左右的州，每州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府，包括几个城镇，一些村庄和庄园。地方政府仿照罗马的制度，选举任期一年的行政长官，或接受罗马派遣的官吏进行治理，向帝国交纳赋税，但在内部事务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罗马政府对高卢的上层人物实行拉拢收买的政策。高卢原有的氏族贵族在恺撒的征服战争期间发生变化，有的因反抗罗马而遭消灭，有的与罗马合作或投降而保持原来地位，并被罗马赐予土地和奴隶，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阶级。公元48年，克劳狄在位时授予高卢贵族以罗马公民权，以后又有选择地将一些贵族补充进罗马元老院。高卢爱杜依邦中某些上层分子是第一批成为罗马元老的外省人。罗马政府还培植高卢贵族，让他们担任行政机关的官员，在罗马的监督和帮助下管理地方事务，或担任由高卢人组成的罗马辅助部队的司令，高卢居民凡志愿加入罗马军团者，一入伍就取得罗马公民权，退役后能获得土地和养老金，成为当地显贵。公元73年，皇帝韦帕芗把高卢和西班牙的千余家显贵和奴隶主富户迁到罗马，将他们充实进元老院或列为骑士等级。允许他们在罗马正规部队中任军职和担任财务官、督察官等政府高级职务。
罗马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统治的同时，还竭力从文化上推行拉丁化。由于高卢人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就为拉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拉丁文是官方使用的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是全国的正式语言，政府官员、军人、商人都必须使用它，拉丁语也是与帝国境内其他各地通商、联系的用语。它先是被高卢上层人物接受，然后又变成一般人民的语言。高卢地区的拉丁语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代法语。
罗马在宗教方面也进行了渗透。征服高卢后不久，在鲁格敦建造豪华的罗马女神祭坛，以罗马化的高卢贵族为祭司。高卢原有的多神自然崇拜与罗马的多神教逐渐混合，一些高卢神慢慢具有了罗马神的性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在里昂召集高卢三行省64个邦的代表成立行省大会，进行崇拜罗马和奥古斯都的仪式，规定每年8月1日举行同样的集会表达对罗马的忠诚。虽然行省大会并不是行省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无权干预行政事务，但它以宗教联盟和宗教活动的形式加强了帝国在高卢的统治体制，有助于调整各行省内部的关系，后来成为沟通行省与罗马政府、皇帝本人的联系渠道之一。
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和行省政策，在帝国初期曾受到包括一些贵族在内的高卢人的反抗。普通高卢人遭受本地贵族和罗马政府的双重压迫，不愿做被征服的“蛮族”，部分贵族也不甘屈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常领导人民进行反罗马的斗争。公元21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高卢贵族朱利厄斯·弗洛勒斯和朱利厄斯·萨克罗弗分别带领德来维里邦和爱杜依邦起事，但起义很快为罗马所镇压。公元68年，担任行政长官和副将的高卢贵族尤利乌斯·文代克斯利用罗马皇帝尼禄统治不得人心，人民中普遍存在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不满情绪，趁机聚集10万人的义勇队发动兵变，宣称要把国家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但不久即遭失败。公元1世纪高卢境内的反罗马斗争，具有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矛盾的性质，有的兼有农民、城市贫民反抗新老贵族的性质，曾使罗马统治阶级惊慌失措。然而这些斗争在帝国境内毕竟只是局部的动乱，并没有动摇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却促使统治者更多采用怀柔绥抚手段，加速高卢贵族与罗马奴隶主阶级融为一体的过程，以获取高卢奴隶主对帝国政权的支持。同时，罗马政府给高卢地方政府一些有限的自主权，授予全体高卢居民罗马公民权，以此缓和高卢人与罗马统治者的矛盾。通过这些措施，罗马扩大了在高卢的统治基础，在没有派遣大批驻军，没进行直接军事移民的条件下，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高卢地区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网络后，部族间纷争不息、动乱的局面基本结束。同时，罗马废除了与奴隶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城邦共和制度。将近200年里，在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高卢经济和文化获得明显发展。
为了镇压高卢境内的反抗斗争，便于调动驻扎军队，后来为对付东北边境上日耳曼人的进逼，罗马在高卢人原有的基础上修筑了较为完备的道路系统。公元前39年至公元16年建成以鲁格敦为中心，贯穿全境的4条干线，并把内河运输联系起来，形成以罗讷河和索恩河为干道，联结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水路运输网。坐落于罗讷河和索恩河汇合处及几条大路交叉点上的鲁格敦是高卢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一些港口和位于水陆交通要冲的内地城市成为贸易集散地。纵横成网的河道和大路，为加速高卢各部的政治统一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初几个世纪中，高卢的手工业生产以小型作坊为主，带有家庭工业的性质，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作坊主使用一两个奴隶或雇少量自由劳动者进行生产。仅制陶和纺织业中有少数使用数百奴隶和被释奴隶从事生产的大工场。丰富的天然资源、方便的交通网和广阔市场所提供的良好条件，使高卢取代意大利成为罗马帝国西方诸行省中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
罗马征服高卢后，凯尔特人原有的寨堡部分已毁于战火，另一些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为城市。同时，陆续出现一批由外来移民建立的新城镇。高卢城镇在布局和建筑风格上吸收了罗马城市的特点。街道笔直、整齐，呈南北、东西走向。市中心为一大广场和包括政府机关、神庙、竞技场、大浴室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周围是店铺、作坊、民房和富有者的住宅。城市筑有围墙，城门坚固宏伟。至5世纪，全高卢有100多座城镇，为当地的行政中心或手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城市和建筑是古罗马和古高卢文化的结晶，炫耀着高卢——罗马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许多遗迹，如尼姆和阿尔的圆形竞技场、奥朗日的凯旋门、奥顿和特里夫斯的拱门等，都成为今日法国的文化名胜。
专题：法兰西民族的基督教化
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基督教会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的控制，也失去了世俗政权的支持和依托。基督教会及作为其信徒的罗马大地产主，都需要在新兴的蛮族诸王国中寻找新的靠山。而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也需要教会和罗马地产主的支持，因为日耳曼人总数不过占总人口的5%左右，如果没有基督教和罗马贵族的支持，难以在罗马帝国土地上扎下根。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3000亲兵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和罗马大地产主找到了靠山，也为法兰克王国赢得了罗马大地产主的广泛支持。法兰克贵族和罗马大地产主在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下结合起来。基督教会成为促进西欧古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结合、迅速封建化的催化剂。
基督教会也是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封建化的力量。在封建化过程中曾广为流行的“投托”、“委身”、“豁免权”等形式也是首先行之于教会地产，然后再为世俗封建主所效法的。基督教会并不反对当时奴隶制，但它反对把基督教徒变为奴隶，并鼓励释放奴隶。
教会还促进了新生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基督教的支持是法兰克王国发展强盛的重要原因。教会用“神总是把克洛维的敌人送到他的手中”来颂扬法兰克人的征服。751年，“矮子”丕平废黜墨洛温朝国王、自立为王，罗马教皇派兰斯大主教卜尼法斯为他行涂油礼，使王权神圣化。800年，罗马教皇又亲自为查理曼戴上皇帝的金冠。在法兰克时代，新建立的封建政权还很不完备，需要教会作为补充，封建国家的文职官吏通常都是由高级教士充任。查理曼在位时，世俗贵族和高级教士是封建政权官吏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封建化的深入发展使封建国家政权分崩离析，使封建统治手段不健全，领域不完备。基督教会又作了补充，它利用教会组织系统加强了对农民的管理。而且，基督教会的教义、理论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宣扬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谴责人民群众的极端行动，倾向于支持当局。
5～11世纪，是教会力量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教会统治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大了。首先，它的信徒不仅包括原来的罗马人、高卢人，还包括了原来的异教徒——日耳曼各族及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北方人。尽管此时基督教义对一般日耳曼人影响还十分微弱，但他们在名义上却是基督教徒。其次，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宗教，它的基本地盘在城市。蛮族征服以后，基督教从城市走向乡村，走向社会基层，在大多数村庄和庄园上都兴建了教堂、基督教会控制的地域范围也扩大了。
5～11世纪，也是西欧基督教会地产和财富膨胀的时代。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已拥有不少地产。在封建化过程中，由于国王和贵族们的慷慨捐赠，教会地产迅速增加。到7世纪末，高卢教会拥有的土地已占全高卢土地总数的1/3。在高卢各地，教会往往都是当地最大的地产主。在810年的阿亨宗教会议上，依据财产多少教士和神职人员被划分三级：拥有3000～8000处领地者为第一级，拥有1000～3000处领地者为第二级，不满1000处者为第三级。地产之外，教会还积累了大量的金银珠宝。9～10世纪北方人入侵法国时，不少教堂和修道院因此而成为他们劫掠的主要对象。
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会的政治权力也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的控制。当蛮族征服时，不少城市主教又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城市免遭劫掠，他们的威望迅速提高。墨洛温朝的国王希尔佩利克曾经惊呼：“看，我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部送给教会了！主教之外没人享有任何权力，已没有人把我作为国王而尊崇，所有的尊敬全给予了他们城市的主教了。”5～10世纪，在高卢曾有三个王朝粉墨登场，每一个王朝都竭力谋求教会的支持，推行与教会联盟的政策。王朝不断变换，但教会却是不倒翁。
然而与封建化发展的同时，教会却走向世俗化。主教等神职人员大多拥有地产，娶妻生子，带兵打仗，放弃了神职人员的职责。在高卢地区，4世纪时有54个神职人员被推为“圣人”，其中有52人是主教，5世纪有175个“圣人”，123人是主教，6世纪的293个“圣人”中，仅有148人是主教。高级教职和教会地产都成了世俗封建贵族逐鹿的对象，很大部分已为世俗贵族控制，影响了教会的地位和声望。
10世纪，在勃艮第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首倡改革，主张僧侣严守戒律，摈弃世俗生活，强调教会和修道院直属教皇领导，不受世俗权力控制。罗马教皇利用了克吕尼改革运动，整肃教会纪律，摆脱世俗控制，提高教皇权威，逐渐建立了罗马教皇对西欧教会的绝对统治，使教廷逐渐发展为西欧世俗政治的国际中心，教皇也几乎取代耶稣基督而成了欧洲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