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大革命的血腥向法国人昭示了现代国家命运的这样一条法则：一旦背离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任何政权都无法带领国家继续向前。发生在法国乃至世界各国的频繁革命和政权更替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节） 锁匠国王的统治
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他曾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1774年路易十五在民众的怨声载道中死去。他的孙子、王位继承人路易即位，称路易十六（1774～1792年）。
路易十六喜爱狩猎和修锁，有“锁匠国王”之称。他并不专横独断，也不贪图享乐，但思维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容易为权臣左右。20岁即位后，左右国事的先是首相莫尔泊伯爵，继为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对祖父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尤其是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先后起用四任主要的财政总监。1774～1776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人物杜尔哥，他上任后提出了庞大的改革计划：免除农民徭役，撤销国内关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要求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一样纳税、实行开明君主政体。结果，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下台。
1777～1781年，着名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因为是外国人和新教徒，所以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和混乱状态，他取消了杜尔哥的改革，只采取了极为有限而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削减显贵年金，根据税收和公债量入为出，并欲以公布财政收支情况而开放一点政治，但也被迫引退。
1783～1787年任财政总监的卡隆却采用了与内克尔正好相反的办法。他以提倡奢华和挥霍来取媚王后，笼络权贵，蒙骗群众，造成政府拥有充分的债务偿付能力的假象。他寄希望于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会同意征收新税，但当政府每年巨额财政赤字的事实暴露出来后，他的垮台命运也就注定了。卡隆的职位空缺连同他留下的烂摊子一起交给了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安，但正是布里安把这场王家领导的改革引向了绝境。
宫廷或政府的财政危机是一回事，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状况则是另一回事。马蒂埃正确地指出：“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人群间的不平衡。”
18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处正在发展和转型阶段。在纺织业方面，手工工场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里昂的丝织业有6.5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奥尔良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的呢绒工场以大量产品供应军需。在采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4000多名工人，并装备了12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阿尔萨斯的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可见，在工矿业的先进部门中，在手工工场发展的基础上，近代性质的生产已经萌芽。
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716～1789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长1.5倍，工业品增长2倍，殖民地商品增长9倍，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跃。仅1774～1787年的13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1亿里弗尔，1787年时达到11.55亿里弗尔。贸易的发展，促使沿海港口城市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勒阿弗尔等地的工商业和运输业趋向繁荣。
伴随工商业发展而来的是金融信贷的勃兴，银行数目快速增加。为积聚巨额资本而出现了股份公司，如印度公司、保险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交易所中活跃着股票和债券的投机买卖。包税人通过替国王承包征收各种间接税、盐税、烟税、印花税等而大发横财，经纪人在商品流通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令人垂涎的职业。巴黎是当时金融业巨子的汇聚之地，当时法国几乎拥有欧洲近半数的现金。
一般认为，革命前法国人口总数约为2800万。1789年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9%，而农业人口却占85%，法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革命前法国的土地制度极为复杂。大体上包括耕作者的使用权、部分个体农民的占有权、资产者的不完全所有权、贵族的领有权、教会的拥有权等，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又似乎具有最终的所有权，这些都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所有权。总之，它是一种普遍保留着村社共耕共有习俗基础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是这种情况，使革命期间面临的土地问题分为三类，即废除封建权利和义务，拍卖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地产，处分村社的公有土地。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的等级结构。根据革命前的旧制度，从法律角度可以把全体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口的第三等级。但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等级在占有财富方面并非同其法律地位完全相符。
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13万人，占总人口的0.4%～0.5%。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20%左右。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
贵族为第二等级，约3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1.5%。全国大约20%左右的土地属于贵族。他们除了地产所得之外，还因担任官职和在宫廷服务而获得年俸和赏赐。以世家贵族出身为主的佩剑贵族分为宫廷贵族和乡居贵族，前者约4000户，聚集于凡尔赛宫廷，其中一部分担任政府和军队的高级职务；后者一般居住在外省，活跃于地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界。以受封贵族出身为主的穿袍贵族和行政贵族，由通过买官晋爵的道路而跻身于贵族之列的富有资产者所构成，他们分别担任司法职务、地方行政官吏、军队官佐等。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1000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10～30万里弗尔。但也有许多贵族已破落不堪，甚至负债累累，甚至论为乞丐。然而，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如免税、特殊司法审理权等）和荣耀的社会地位，仍是平民中野心勃勃者的追逐目标。贵族等级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是与旧制度休戚相关的，但由于同专制王权的矛盾，贵族等级内部各集团利益的冲突，以及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中也游离出一批倾向于革命的杰出人物。
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以上。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为资产者、城市平民、农民三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务的全部重负。
资产者的人口约25万，又可区分为食利资产者和实业资产者。食利资产者依靠投资放债的利息或收取地租为生，属于他们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数的1/6；实业资产者由从事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实业家构成，包税人是其中获利最多、最为富有的部分。资产者的上层与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作为一个新兴阶层，从根本上是同旧制度相对立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代表大多属于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其经济收入一般不高，但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思想活跃，勇于进取，从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
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和雇工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万。他们一般没有文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苦，但内部差异也不小。他们不仅收入低微、劳动条件恶劣，而且深受物价（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必需品）上涨之苦。城市下层劳动人民构成了革命期间“无套裤汉”运动的基本群众。
1789年5月初，三级会议准备就绪。选举产生的代表名额共1139名：教士代表291名，其中高级教士代表约占1/3；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代表578名，其中律师几乎占一半，还包括2名教士和12名贵族。教士西哀耶斯和贵族米拉波就因为分别遭到本等级的排斥而被第三等级推选为代表。第三等级代表不仅居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具有新兴势力的勃勃生气。
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但是，无论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开幕词，或是掌玺大臣巴朗登的致辞和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讲话，都使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感到失望，他们只谈财政困难和税收，而闭口不谈政治改革。这表明，宫廷只把代表们当作纳税人而不是当作立法者，当作专制君主的臣仆而不是当作拥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面对第三等级咄咄逼人的形势，宫廷希望保持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分裂；而特权等级也感到只有依赖宫廷才足以对付第三等级。
接着，由于代表资格审查问题而引发了关于会议召开方式的争执，进而导致第三等级代表在议会斗争中的胜利。第三等级主张三个等级一起开会，共同进行资格审查，这无异于取消等级划分，以个人表决代替等级表决；特权等级则坚持三个等级分别进行。争执持续了一个多月而不能达成妥协。第三等级不得不单独审查自己代表的资格，然后，于6月17日宣布他们代表全体国民，组成国民议会。19日，教士等级以微弱多数（149︰137票）通过决议，加入第三等级的国民议会。当晚，在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怂恿下，国王以整修内部为借口下令封闭议会会场，企图中断议会的召开。20日，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发现会场被封闭，愤怒异常。于是，在议会主席巴伊的率领下，代表们排着队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开会。在这空荡荡的会场里，站立着开会的代表们满怀神圣的责任感，一致举手通过誓言：在没有制定出法兰西宪法之前议会决不解散。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网球场宣誓”。会后，网球场又被封闭了。
22日，国民议会迁移到圣路易教堂召开。这一天，大多数教士代表参加了会议。23日，会场周围警备森严，国王亲自驾临并主持三级会议，命令撤销国民议会及其一切决议，仍然保留三个等级并分别开会，否则将解散会议。讲话完毕后国王立即离开会场，并命令散会。这时，教士和贵族代表遵命退席，第三等级代表拒不服从。代表米拉波以他高亢宏亮的声音号召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信守不制定宪法决不散会的庄严誓言，他严词训斥前来督促会议遵从国王关于散会命令的大司礼官道：“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于是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维持国民议会的所有决议，并宣布议员有不受侵犯的权利。
随后几天，许多教士和贵族陆续来参加会议。到了27日，国王被迫同意三个等级共同开会，三个等级之分就此消失了。代表们沉浸于这场议会斗争胜利的喜悦之中，决心要完成自己的职责，即制定宪法，创建一个新型的政治制度。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更名为制宪议会。
（第二节） 攻占巴士底狱
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另外两支力量也行动起来了：一方面是巴黎人民支持议会中第三等级代表的自发活动，另一方面是宫廷企图集结军队，用武力扼杀议会。凡尔赛所进行的斗争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巴黎尤其如此，报纸和传单迅速报道最新消息，街头巷尾对时局议论纷纷。在林荫大道和广场上，特别是在罗亚尔宫院内，到处聚集着聆听演说和朗读报纸的人群。6月25日，巴黎的400名三级会议选举人自动集会，不久即移往市政厅，组成常设委员会，成为支持国民议会和对付贵族阴谋的重要力量。6月29日起，又着手组织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巴黎的驻军为群众的激情所感染，往往参与活动，甚至拒绝执行向群众开枪的命令。6月30日，发生了群众冲进监狱救出10名因抗命而被囚禁的士兵的事件。
第三等级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不断胜利，使宫廷十分震惊。宫廷贵族们敦促国王采取行动。6月26日，国王暗中下令调动军队集结巴黎和凡尔赛，决心实行暴力镇压。此时，大批军队陆续开到，特别是绝对服从国王的外籍军团的到达更加惹人注目。凡尔赛宛如一座大兵营，巴黎也被军队所包围。7月9日，国民议会上书国王要求撤走军队，遭到国王的坚决拒绝，反而以防止骚乱和保护议会为由，示意议会迁往外省。7月11日，国王下令驱逐内克尔，并撤换各部大臣，由老元帅布罗伊主持军务，着手调兵遣将，准备镇压。
7月12日下午，内克尔罢官的消息传到巴黎，全城震动，此事被认为是国王的阴谋。年轻记者卡米尔·德穆兰在聚集着成千上万民众的罗亚尔宫院内登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内克尔被免职是即将对爱国者实行大屠杀的信号，大家只有拿起武器才有生路。接着，人们抬着披上黑纱的内克尔半身雕像沿街游行，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王家军队一度冲散队伍，但大部分士兵反而转向爱国群众一方。当晚，人群又涌向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武装公民。巴黎的一些选举人也到市政厅去，企图掌握领导权。
7月13日晨，巴黎市政厅和各个教堂的警钟敲响了，人们涌向大街和广场，组成了民兵队伍，在“我们要武器！”的口号声中，冲向武器库和军械厂。当天，设在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决定组织4.8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号召公民报名参军，以便控制局面。国民自卫军没有薪饷，而且要自备武器和制服，因此，它只能由有产者组成。
7月14日，巴黎人民已控制了市内各主要地区。他们又在荣誉军人院发现了一批枪支，于是就用枪支、刀剑和大炮把自己武装起来。当巴士底狱城堡上的大炮正对准圣安东街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被激怒了，全巴黎响起了“到巴士底去！”的呼声。巴士底狱这座中世纪的城堡、关押政治犯的森严监狱，不仅由于它居高临下的地位对巴黎人民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由于它是封建专制黑暗势力的象征而令人恐惧和憎恶。从上午9时起，武装的人民和士兵团团围住城堡。在城堡司令下令开火后，双方开始了激烈战斗。经过4个多小时的围攻，以近200人死伤的代价，终于攻克了城堡，处死了城堡司令。这时，愤怒的人民动手用铁铲夷平了这座可憎的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