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勒？阿尔马克提出来的，其含义有三：首先，这种经济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规律运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充分的自由独立作出决策，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由价格决定；经济过程由价格协调，实行完全竞争。其次，这种经济不完全等同于自由放任经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国家管理的必要，而这种经济要由国家来保障其秩序。罗普凯曾作过一个形象说明：自由放任好比“野性植物”，没有任何约束地自由生长；社会市场经济好比“人工培育植物”，有一定规则，按社会所要求的方向生长。为了保证这种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制定各种规则与法律。再次，国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那样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本身，而是通过立法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弗赖堡学派看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已经超出了国家所应干涉的范围。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把经济活动作为一场足球赛，那么，企业是球员，国家是裁判。国家的任务不是亲自下场踢球，也不能对球员指手画脚，而是不偏不倚地保证球赛的规则得到遵守。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是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婆婆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出一条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设法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弗赖堡学派把它概括为“经济人道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艾哈德将之归结为“自由+秩序”。他说：“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自由和秩序原则的基础上，它们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自由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稳定秩序的地方，在那里，自由有堕入混乱的危险；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秩序很容易导致残暴的强制。”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任何高明的理论都必须借助于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其效用。德国采用了弗赖堡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构想，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一、管住货币放开物价。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开始于货币改革。1948年6月20日开始实施的《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兑换法》，使货币改革顺利成功。紧接着又取消了经济管制和价格冻结政策，根据法令授权，艾哈德将上百条物价和管制法令作废，近90%的商品、消费品、投资品的价格放开，并取消了配给制。货币改革与价格放开彻底地取消了全部经济领域（从生产到消费）的一整套复杂的政府管制，是联邦德国从集中管理走上社会市场经济之路的关键一步。
二、反对垄断保护竞争。
从欧肯到艾哈德，都把完全竞争秩序作为社会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在现实中，自由竞争最大的威胁来自垄断，因此反垄断政策制定者主张用立法保护竞争，并对已存在的垄断进行限制。1957年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简称《卡特尔法》）；1958年成立了三类卡特尔局：联邦经济部、联邦卡特尔局、各州卡特尔局；1973年成立了“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从整体上维护竞争秩序，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其主要内容一是禁止卡特尔；二是控制企业兼并；三是监督市场权力的滥用。这些措施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
三、维护币值稳定物价。
社会市场经济把稳定物价作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艾哈德认为，物价上涨有3个原因：工资增长幅度超过经济增长率；垄断企业或组织提价；政府财政赤字上升。因此要使物价稳定就必须使工资增长率低于生产增长率；实行反垄断政策；减少政府开支和福利支出。物价的稳定还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始终以维护币值与物价稳定为中心，因而保证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并使马克成为世界上币值最稳定的通货之一。
四、劳资协商共同决策。
劳资共同决策制度是联邦德国维护社会公正最具特色的制度。早在1915年，德国就颁布了适用于1000人以上煤钢企业的共同决策法，让工人参加管理，以保护工人的利益。纳粹时期这一法令名存实亡。l952年联邦政府公布了《经营组织法》，规定凡雇佣5人以上从业人员的私人企业都要设立“经营评议会”，由工人参与管理决策。1976年颁布《共同决定法》，把工人参与决策权扩大到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合作社等，凡2000人以上企业，都必须有工人代表作为监察人，并参加最高决策会议。这些法令对缓和劳资矛盾、安定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五、劳工阶层中产化。
社会保障与福利也是以公正为目的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l948年起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形成了一个融社会保险、社会照顾、社会救济为一体的庞大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在这些政策法规中，最具特色的是“劳工中产化”的福利目标。罗普凯强调，使工人们拥有个人财产和文化的“中产化”方法不在于给他们金钱，而在于给他们土地和房产，因此国家颁布了《联邦建筑法》，对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作了具体规定。国家还颁布了《联邦补习教育奖励法》等，向工人提供各种免费教育与培训机会，以提高其文化技术水平。
六、国际经济自由化。
艾哈德主张在国内实行自由经济，在国际上也实行自由贸易。他的出发点是“只有其他国家都得到繁荣，德国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艾哈德主张国际经济自由化与西欧经济一体化。在国际经济自由化方面，艾哈德首先主张建立西欧经济共同体，其任务包括各国之间商品和劳务交易的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人员就业的自由；废除一切保护主义政策和外汇管理制度。艾哈德认为这种立足于广泛自由和竞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和经济自由化政策，有助于各国的“共同繁荣”。联邦德国在这种政策思想指导下，对促进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从50年代起，联邦德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德国人称之为“黄金的50年代”。到1958年加入欧共体之前，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6%，远远超过美国同期的2.2%。失业率从6.4%下降到1.7%，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找不到劳动力。它的国民收入在1950年只有233亿美元，到1970年增长为1668亿美元，20年增长了6倍多。其工业产值在1955年超过英法，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大国。70年代为日本所超，但仍长期稳居第三位。如果按人均产值计算，联邦德国早在1970年就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它的进出口总额1948年只有27亿美元，到1988年已达573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黄金外汇储备1950年仅有1.9亿美元，到1987年达到793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从这一系列惊人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潜力和文化创造力得到巨大发挥。正是凭着这两点，一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趴在地的战败国，在一片废墟上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奇迹般地又一次雄踞世界经济大国前列。
（第四节） 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如今，统一后的德国跨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扬起了新的历史风帆。在这个经济、政治水位上涨的大海中，德国的大船一往直前，乘风破浪。新德国的政治家们认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和世界形势既十分动荡，但又不至于发生原来东西方对抗时代的那种集团式的大规模世界战争。总理科尔1991年12月6日在波恩外交使团招待会上说：“人类很少像今天这样既面临巨大挑战，又面临机会”。实际上，对德国来讲是机会大于挑战，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和欧洲发展趋势为德意志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新德国的设计师们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和政治能量的变化，将促使全球力量的对比和配置发生新的变化，从而使整个世界舞台换上新面貌，每个国家将以符合自己身份的姿态重新登台表演，最终导致大国顺序的重新排列，德国的战略应是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
1990年10月3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统一日庆典大会上强调今后德国的任务将是“面向全欧建立新的和平秩序”。总理科尔1991年1月30日在全德政府第一个内外政策声明中宣称，新德国将在国际共同体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是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德国外长根舍也多次强调，新德国将向全世界开放，并希望德国在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和保障和平的新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92年2月，科尔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杂志记者采访时重申，德国在国际上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是为了“肩负起新的国际责任”，他认为德国的责任不只限于本国和欧洲，“它要对解决世界问题作出贡献”。
从上述表态中可以看出，新德国的国家战略所谋求的政策目标已开始跨越欧洲而着眼于承担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德国正在力图结束“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历史时代，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显示出统一后新德国的勃勃雄心。新德国的国家战略总体构思是以欧共体为依托，融合东欧，借助美国，套住独联体。在此基础上逐步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行列，最终发展为新世界的力量中心之一。
在新德国的设计师们看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最理想的途径就是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1992年4月，外长根舍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接替他的是克劳斯？金克尔。他一上台就想大展宏图，他说：“我们是拥有8000万人口的大国，我们必须大大方方地行使主权，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世界上出现的问题袖手旁观，束手无策。”在强调德国的新作用和“更大责任”的前提下，他率先开始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他认为，目前的安理会不能反映各国力量的对比，应敦促改组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并怂恿日本人打头阵，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战败国的阴影。于是，一场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进军开始了。在国内，德国执政党和反对党领导人公开表态，认为新德国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应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参加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促进安理会建立新的秩序。在国际上，实施“全方位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在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的基础上，立足于欧洲，把推动欧洲统一作为外交政策重点；致力于使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德国则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加强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功夫不负有心人，德国在外交上的全面努力为其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望，其大部分邻邦及盟友都同意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担负更大的责任。甚至连曾遭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以色列，也支持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欢迎德国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