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堪称是上世纪最独特而又大胆的试验。柏林墙的倒塌，使被隔离了28年的东德公民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另一个德国和其制度。人们沉浸在别后重逢的巨大喜悦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更是激发了东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尽管其间利弊至今众说纷纭，尽管其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它至少昭示了：两个互相排斥的肌体，在外力作用下快速接纳对方的可能性。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两个德国对立的格局形成了。
联邦德国是德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西方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的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化和前沿工业化，而相比较而言，政治民主化也许是当时联邦德国更为紧迫的任务。
联邦德国1949年5月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联邦制国家，奉行民主制、法治、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四原则”。联邦德国国家机构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西方模式行使权力。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总统在“平衡”总理的独断擅权和对西方的过分依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联邦德国的立法机关采用两院制，由参议院（上院）和联邦议院（下院）组成，议员每四年选举一次。联邦政府由总理和各部长组成。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根据国会占多数席位政党的意愿提名，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各部长则由总理指定，对总理负责，只有总理单独向联邦议院负责。联邦德国还专设联邦宪法法院，负责监督《基本法》的执行，对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与政治现代化相辅相成的且较政治现代化远为耀眼的是联邦德国的经济现代化。战后三年里，西德的经济形势已经宣判了中央统治经济体制的死刑。在美英法三国对德政策上取得协调一致后，全面整顿西德经济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联邦德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指导而展开的。这一理论以竞争为基本内容、主张自由贸易而又带有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色彩，不仅为联邦德国企业主们所接受，同时也深得民心。路德维希？艾哈德就任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后，依据“社会市场经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联邦德国的经济得以初步恢复。1949年的生产达到了1936年的80.6%，1950年又比1949年提高了60%。
从1952年起，联邦德国的经济开始进入振兴和繁荣期。1952～1959年，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9.2%，远高于同期的美、英、法，只稍低于日本。
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也居西方国家前列。其中，钢产量从1952年的1581万吨增至1965年的3682万吨；煤产量在1955年超过英国，达2.4万吨，居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汽车产量在1967年也居西方国家前列，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更难能可贵的是，联邦德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物价仍然比较稳定，通货膨胀率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业状况迅速好转，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稳定的物价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互促进，使得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佳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第一个复兴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联邦德国迅速得以重新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但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在1966～1967年遭遇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厄运。幸运的是，联邦德国在1967年7月就顺利渡过了此次危机的低谷，重新转入经济复苏。1966～1973年可谓是联邦德国经济的“中速发展式稳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36%。1971年，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猛增至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
虽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在60年代中期之后放慢了前进的脚步，但联邦德国已经不可遏制地成长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两德统一之前，其国民生产总值一直稳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达24477亿马克（1990年）。
为了使联邦德国重获完全的主权并自立于西方世界之林，联邦德国走上了靠拢美国，与法国和解，与西方结成经济、军事同盟的道路。在阿登纳的领导下，联邦德国迅速恢复国家主权，并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舞台上重新占据了一席之地。
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联邦德国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逐渐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牢固地占据着欧洲头号大国的地位，并成为通向国际经济政治黎明时代的引路人。
（第二节）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
一名记者曾经问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他的政治生涯期间什么时候最幸福。这位89岁老龄的老人说是迁入绍姆堡宫——当时的联邦总理府所在地的时候。
阿登纳在位14年，其间，不断地证实了他那种稳健的权力意识，执掌权力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和满足，但是他没有沉湎于权力之中，权力只是实现他坚定信仰的方法与途径。当他预感到遭遇的抵抗非付出重大代价不可挫败的时候，权力也并不阻碍他去寻求妥协——但是他深信，他所放弃的，明天或后天便会重新得到。
为了联邦德国的政治自由，他付出了自己的一生，直到他死后20年，两德才得以统一，可惜他却看不到了。
1949年8月14日，当时的西德人民选出了第一届联邦议院。9月15日，年届73岁的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五天以后，他宣布，要利用“起码是相对的国家自由”来克服燃眉之急的物质匮乏，并要为西德人赢回外交上的行动自由权。他决心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使西德成为自由欧洲国家共同体中坚定的一员。他努力与西方战胜国结成联盟，先决条件是他们能重新在德国及其政府中树立威信，并在苏联发动政治、军事进攻时挺身相助。
阿登纳在为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赢得信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方面他坦率地表明纳粹政府打着德国的名义奉行的是一套犯罪政策，但他本人并不对德国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1933年，身为科隆市长的他被解除了职务，1944年他甚至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从1933～1945年纳粹统治期间，阿登纳不得已而无所作为，并常常处于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他强调说，任何一个战胜国都无权对一个战败国的全体人民进行惩罚，更不能长期剥夺他们的自决权利。1955年巴黎协定生效，德国重新确立了它的国家主权，这应归功于阿登纳为解除盟军的占领与控制，扩大德国的权益和在西方联盟中取得平等权利而作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阿登纳的另一目标是创建欧洲委员会。创建初期的1951年，在倡议者夏尔？戴高乐、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让？莫尔（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和康拉德？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协定，由此也使“世仇”的德、法两国握手言欢。阿登纳明确表示：“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已完全不合时宜，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们政策的核心。一位联邦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一个好的欧洲人。”
三年之后，德国加入了西欧联盟，1957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成员。鉴于当时的形势，阿登纳认为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势在必行。欧洲统一既是其本身之目标，同时也关系到德国的切身利益。“我们是一个弱小又易受攻击的国家。凭借自身的力量我们将一事无成。作为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真空地带，我们没有任何盟友，却在东边有一个危险的邻国，拯救德国即拯救欧洲。”
康拉德？阿登纳不仅想做一个“欧洲人”，还想成为一个“大西洋人”，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欧洲是无力对抗苏联的不断日益增长的威胁的。他尤其认为美国不会怀疑联邦德国对联盟的忠诚，这样，1954年西德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保证联邦国防军随时投入作战状态。
由于当时不可能获得统一德国的政治自由——如果两德统一就必须保证保持中立，这样便很可能成为苏联进攻的牺牲品，所以阿登纳希望至少能阻止国际法认可的国家分裂。在1955年秋出访莫斯科之际，他又强调了这一政策。他和他的代表团成功地同苏联协商了有关释放10万德国战俘和20万和平居民等事宜，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赫鲁晓夫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他尽力谋取一种令人满意的统一德国的办法。
阿登纳十分重视对受迫害犹太人的赔偿问题。他认为出于道义必须作出表示，并终于在内政方面争取到了巨额的赔偿资金。他在回顾1952年签订的赔款条约时说道：“德国在其表示并证实了它的赔偿意愿之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中受人尊重且享受平等权利的一员的。”
阿登纳第四次当选联邦总理时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不断遭到批评，特别是民主德国政府1961年建造了柏林墙，更使他失去了本已享有的威望，人们谴责他对这种做法的容忍。
除此之外，公众亦对他的高龄表示怀疑，对于这种忧虑，“老头儿”表示不解。一次，他因患支气管炎不得不卧床休息，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特派代表到他家中探视。代表向他暗示，他应该考虑接班人的事宜了。阿登纳避而不谈，结果谈话难以继续。探视代表回到家里后，妻子关切地询问起丈夫的健康状况，说阿登纳打电话来告诉她，她丈夫在探访时总是谈到死的问题，该请医生看看了。这是年迈的阿登纳对探访者的幽默报复，他还表示以后再也不上诸如此类的外交手腕的当了。
1963年，阿登纳辞去联邦总理之职，但仍继续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至1966年。1967年4月19日，他在撰写回忆录时与世长辞，终年91岁。
（第三节） 民主德国的复兴
民主德国从1949年建立到1990年最终为联邦德国所统一，经历了41年的风雨。在这41年中，民主德国坚持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这一体制下最大的成就，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都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但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民主德国像一颗流星一样，一刹那辉煌之后，便陨落于历史的长河中。
根据1949年的民主德国宪法规定，民主德国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领导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人民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宪法规定行使立法权，监督一切国家机关的活动，由经普遍、平等和秘密选举产生的400名议员组成，任期4年。总统为国家元首，由人民议院和州联邦议院共同选举产生，总理为行政首脑，由人民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议会党团提名、选举产生后组织政府。人民议院还负责选举和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根据宪法规定，民主德国的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必须为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平及民主的发展服务。
1960年9月12日，民主德国第三届人民议院召开第14次会议，决定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由人民议院选举产生，对人民议院负责，执行宪法和人民议院所赋予的任务，任期5年。国务委员会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民主德国。部长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部长会议主席为政府首脑，同时也是民主德国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由国务委员会主席提名、人民议院选举产生。部长会议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执行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虽然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在开始阶段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苏联的政权形式，还注意吸取了本国过去的历史经验，但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联的扶植之下逐渐牢牢控制了领导地位，一种所谓的“民主化中的政治集中趋势”得以不断加强。这种斯大林式的统一社会党专权，加上克格勃式的秘密警察，特别是一种“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德意志民族政策”，逐渐导致了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隔阂，并最终导致了民主德国在与联邦德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民主德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盘“苏联化”，参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依靠行政机关和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和管理所有企业，发布各种指示，规定各项细节。针对建国初期不利的经济处境，新成立的民主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两年经济恢复计划（1949～1950年）。到1950年底，民主德国的生产已经基本恢复到了1936年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之后，1955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91%，平均增长率达13.7%；农业生产增长了44%。同时，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7.6%，在农业生产中占27.4%，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56.8%上升到69.9%。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民主德国已经具备了较为稳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仍保留着多种经济成分，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与联邦德国相比较而言要缓慢得多。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七年计划”，民主德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国民经济已初具规模，国民经济总产值已达到建国初期的3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倍。
1964年1月，民主德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新经济体制”，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废除一些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并利用经济杠杆调动民主德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的成效是显着的。1966～1970年，民主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6%。1970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突破1000亿马克大关，人均收入增长22%。民主德国也向世界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经济体制”是民主德国突破旧框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经济道路的一次尝试，它着力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和“绝对平均主义”现象，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加上苏联以及民主德国部分老一辈领导人的反对，最后被迫中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