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政治报告，他根据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大会闭幕的当夜，赫鲁晓夫又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从而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苏联的报刊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也造成了苏联人民思想的混乱。西方国家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看做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他们趁机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纷纷失望退党；在东欧国家造成了大的动荡：1956年6月，在波兰出现了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中共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但也由此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共发表《人民日报》社论，对斯大林作了客观的评价，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这一切造成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两党之间展开论战，苏联将两党关系扩大到两国之间，导致两国关系破裂。
二、经济领域。
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在农业方面，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为提高粮食产量开展大规模的垦荒工作，推行“玉米运动”。这些措施一开始有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苏联地处高纬地区，光照、热量条件不够，“玉米运动”失败，再加上1961年以来气候条件不利，几百万公顷的新垦地的沙漠化，导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农业问题。赫鲁晓夫一面恢复配给制，一面动用黄金，向国外购买粮食和食品，这在沙皇时代和苏维埃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工业方面，把管理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因产生新的矛盾又把权力陆续收归中央。
三、外交方面。
战后初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对峙即冷战格局，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不同及苏联经济的恢复和逐步发展，再加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赫鲁晓夫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提出一套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所以美苏之间的关系从冷战逐步发展到形成争霸格局。美苏之间的争霸斗争使世界长期得不到安宁，使世界长期维持了一种武装的和平的局面，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同时，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也使苏联受到巨大的伤害，并最终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例如他曾提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侵犯中国主权，遭到中国拒绝。再加上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两国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在一个月内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了20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到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四、教育方面。
赫鲁晓夫把十年一贯制改为十一年制的综合技术教育，让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掌握一门手艺，毕业后先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上大学。为此，学校与附近的工厂、农庄挂钩，请工人、农民为“工艺教员”，每周到工厂或农庄劳动一天。改革激起了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就通过法律强制推行。
五、军事领域。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使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空军和海军已失去它过去的意义”，国防力量不再取决于“有多少人穿军大衣”，为了同美国进行核竞赛要求全力发展核武器和火箭部队。为了节省开支，又大量进行裁军，1955年苏军有576万人，1958年减到326万人，1960年又减到120万人。随后，又拆毁了部分坦克、军舰，解散了陆军总司令部，这造成军队普遍情绪不稳。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赫鲁晓夫是唯一死后没有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他的坟前，竖立着曾被他当众侮辱过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为其设计的黑白相间大理石墓碑，似乎印证了他功过间杂的一生。
（第四节） 极权主义导致的宿命
在大历史的视野里看，一个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其内部实际上已很脆弱。苏联为什么突然顷刻间瓦解？这实际上等于问：执政的苏共为什么丧失了政权、丢掉了国家？
在谈到苏联解体的问题时，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记者弗雷德·威尔得出的结论是，执政党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大量事实证明，早在1987年，某些执政党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他们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执政党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对于执政党为什么抛弃旧体制，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解释是：执政党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着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党，不是为了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为了得到权和钱。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执政党精英在苏联体制下成了一批拥有特权的人。在这个体制中，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是普通人不敢奢望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机关专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国家机关的数量急剧增多，仅在农业管理机关的人数就达300万之众，比美国的农民总数还多。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阿尔巴托夫这样描述这个特殊阶层：这有点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享受高生活水平和各种特权。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发展到彼此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门服务于这些高干子弟的教育制度和用人惯例，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领导人做出了榜样：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执政党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式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想办法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他们不需要变动，他们要求维持住现状，于是，制度的僵化局面就出现了。
从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或社会管理问题。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群人”不能“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解决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力和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70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应该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和繁荣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再如，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苏联瓦解前的70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稳定，保护停滞”，于是全社会的僵化不可避免。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就苏联的情况来说，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思变化的上层，其次是这个上层想办法遏制下层的变革意愿。上层希望整个社会沿着既有的道路走下去，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繁殖起来，并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
然而，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在一夜晚之间就瓦解了。这个建立在极权主义基础上的政权成了不折不扣的“泥足巨人”，在专注经济建设和军力提高的同时，社会正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问题都被漠视了。
苏联的力量布局是严重不平衡的。它的综合国力，都向着拥有多少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和多少个师方面综合。最终要消灭敌对的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综合，以至于使冷静的、理性的计算以及严肃的反思变得不可能。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顾苏联外交时说，苏联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沉浸在许多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中，他们的思维充斥着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产生的神话，他们长期相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是生来不可调和地敌视我们的，这种敌视是对我们的主要军事威胁。苏联领导阶层对军事力量的迷信成为主导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神话，他们相信可以用军事力量保证安全并解决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几乎是所有的政治问题。
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2∶2∶6。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40%，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苏联差不多把全国70%—80%的工业能力都用于军事生产。
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通过极权政府主导而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瓦解或长期萧条，其缘由就是不认识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发展，而极权主义是不可能持续让国家持续发展的，唯有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让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发展。
专题：备受争议的伟人——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