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这部作品，不但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平安贵族奢华生活的长幅画卷，给后世提供了一般史书所不能提供的贵族阶级内面史，而且在艺术成就上也独放异彩，灿然屹立在日本古典文学的群峰之上。这首先表现在对作品人物性格的精细刻画上，也表现在对隐微的爱欲心理的描绘上。作为全书主人公的源氏，在他的爱欲遍历当中，充分显示出他那内向的性格。作为处于由盛转衰的平安贵族的典型，源氏这种思前想后、多愁善感、柔弱纤靡的性格特征，恰恰反映了当时贵族阶级已失去前一时期（奈良时期）处于古代国家上升阶段那种进取有为的精神境界，已经完全堕落为柔弱无力、闲逸度生的一群人物。这种性格特征，必然给人物带来种种纤细隐微的内心世界的起伏。比如在描写源氏将夕颜带往一所废邸的那段描写里，源氏一方面陶醉在与夕颜的爱欲旋涡里，一方面内心里却想的是父帝如寻觅他不着，将会如何惊慌，同时又想到他所新结识的另一个妇女——六条御息所，如果得知他与夕颜的缱绻，将会如何嫉妒得发狂，最后则又想及六条御息所的嫉妒，也是理所当然。作者始终使用这种细微的心理描写，来刻画源氏思前想后的性格特征，这就难怪人们认为《源氏物语》在描写男女爱欲的隐微心理方面，已接近代心理小说的壁垒了。
作者在描写源氏的爱欲对象——众多贵族妇女时，都极力赋予每个人物以鲜明的性格特征。老国守的后妻空蝉之明敏而富于自我克制的性格，没落的亲王的女儿末摘花之古板及执一而终的性格，以及明石上之稳重，紫上之贤淑，葵上之偏执等，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写得鲜明而可信，都是与她们各自的不同身世、处境相吻合的。即使写那些在某些点上处境相似的人，作者也以突出她们各自的鲜明性格来说明她们最终的不同结局。如在《夕颜》卷中，作者同时写了两个与源氏情交的妇女夕颜与六条御息所，前者是个弃妇，后者是个寡妇。她们在结识源氏之前，都已有过男女关系的不幸遭遇，都抚育着一个幼女，度着凄凉的岁月，当她们一旦与源氏结识后，由于她们性格各异，便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夕颜的婉转依人、婉约温顺的性格与六条御息所那种压抑在内心，一旦爆发出来立即化为火一般痴情的性格，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而这种迥异的两种性格，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她们与源氏结识后造成两种不同的结局。动辄依人摆布的弱女子夕颜，最后在源氏轻率的举动中暴亡；身份高贵、性格执拗的六条御息所，在痛恨源氏薄情之余，毅然割断情缘，随女儿离京南下。这说明作者在描写同是当时贵族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时，总是在她们身上赋予鲜明的性格特征，以此来引出在现实环境中情节的复杂性。
总之，《源氏物语》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日本王朝文化臻于成熟阶段开出的一朵妖艳之花，它的艺术形式恰恰反应了它的主题需要，达到了它独自的和谐的境地，是后世许多追随者所难望其项背的。
与《源氏物语》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10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10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向形式的多样化。
12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年）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31卷，收有1000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22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中世纪前期，是指从12世纪末至16世纪末这段时期。这一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13世纪30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叙述了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作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实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书籍。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惋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委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和《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14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15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本身的传奇性，加之情节曲折，富于戏剧冲突，所以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为后世的戏剧、曲艺所大量采纳。
（第三节） 町人文学
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日本历史学家也有人称之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本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町人阶级。町人阶级，是一个利用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从事剥削的阶级。这个阶级，有与封建武士阶级矛盾、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它又寄生于武士阶级。町人最大的商业活动是倒卖封建领主从农民手里搜刮来的米谷。町人所经营的城市消费品以及所从事的高利贷活动也是以大小武士为主要对象的。这样就使町人阶级的反封建意识及要求，受到很大的制约。同时，他们受封建主及武士的种种政治压迫，身份低微，于是形成了町人阶级特殊的思想意识，支配他们的是颓废的、虚无的、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与追求肉欲上的享乐，便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大阪与江户两大都市是町人阶级最密集与活跃的地方，“游里”（妓院所在的地区）繁盛到惊人的程度。本时期的町人文化及文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在江户时代中期，被称作“町人”的市民文化开始兴起，其声势超过武士文化而开一代新风，尤以元禄年间（1688—1703年）达到巅峰。町人成为文化创造的主角，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工商业的发展。室町时代后期，统一进程和海外贸易，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进入江户时代，手工业者和商人形成独立阶层，虽然在“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中垫底，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匠、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相反“依赖土地生产物的武士和农民，都因被卷入商品经济而陷入贫困”。这样一来，生活拮据的武士和农民无法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财大气粗的町人很自然地将他们的理想反映到文化领域，于是充满庶民情趣的町人文化走向繁荣。
二是城市化的发展。平安时代称得上都市的大概只有京都，镰仓时代政治中心东移，但武士集团经济上高度依托农村，镰仓未能发展成经济商业中心。室町时代政治中心再次回归京畿，16世纪后坍市成为新兴商业都市，不过人口也仅3万左右，加上京都的10万、镰仓的1万，中世纪日本的城市人口合计不到15万。江户时代京都、江户、大阪人口剧增，尤其到了元禄年间，仅商业人口江户达50余万，大阪也超过30万。这些急速膨胀的都市，为町人创造、完善、表现、享受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空间。
三是人文精神的萌发。商品经济和都市化的发展，只是为町人文化的诞生创造了外部条件，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庶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则是町人文化兴起的内部要素。江户时代的庶民在消化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知识水准大大提高，加之受外来文明的刺激和经济实力的支撑，在文化领域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如重视古典文化、倡导人文精神、从事科学研究等，有些学者将之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也不是毫无道理。在上述诸多要素中，庶民阶层中萌发的人文精神至关重要，由此伴生的自我觉醒、反省传统、讲求公德、发掘理性、尊重科学、热爱生活等倾向，构成创造新文化的重要动力。
四是庶民教育的兴起。庶民阶层知识教养的提高，使他们具备了消化传统知识、创造新颖文化的能力和条件，而这应当归功于江户时代教育的普及。奈良、平安时代，中央（大学）和地方（国学）的教育机构面向贵族子弟，为律令制度培养各级官员；镰仓、室町时代，贵族专属的教育设施不复存在，武士创立的相关设施仅金泽文库和足利学校而已。然而，16世纪以后，天主教兴办的宗教学校和五山寺院内的僧徒培养设施，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江户时代幕府、大名、寺院、民间均重视教育，除了幕府的昌平簧、大名的藩校等面向武士的教育机构外，乡学、私塾、寺塾（寺小屋）等向平民敞开大门，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