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决定改善青年教师的住宿状况，派来了一个穿西装的肥头大耳，在走廊里大声嚷嚷了一阵子，挥舞了一阵胳臂，留下一些带着口臭的唾沫星子后走了。地洞居民们望着他们远去的肥屁股，幻想着一些将很快被推翻的幻想。
全部修缮工作都是表面文章，由大肆粉刷和油漆组成，没人顾得上漏水的马桶、烧焦的插座、朽坏的门窗、关不严的水龙头。关于青年教师住房状况的报道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又一次证明了我的愚蠢、无知。我早就该明白，住在洞中的人不会被当作人看待，出于压力不得不糊弄一下，结果只能更坏。连走廊都油漆成大红色，要那些油漆有什么用。整幢楼的人吸进呼出着油漆的气味，一个月、两个月。万一有人得上白血病，该算什么事故，该问谁的责任。
据说修缮结束后，房租将涨到现在的两倍，而洞中居民的月工资平均才一千块。唐捐说，上个月有个博士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各项扣除后工资变成了负数。我根本不应该写那篇狗屁报道，我应该做一些粉刷和油漆的工作。本来就心虚，不得不应付，结果更糟，糟透了。没有人会为洞中动物考虑，过去、现在、今后，都不会。应付了之后，秋后和你算账，扣更多的房租。
什么都是坏的。马桶渗水，卫生间地板湿漉漉的，插头插不进插座，日光灯像一只鬼眼，唐捐走动时我必须坐下，反之亦然。空气像一个消化不良的屁，我们的关系又一次趋于紧张。我们坐在食堂里，吃炒饭和鱼汤。一个成长中的少年需要多少热量和营养？唐捐突然说。需要多少卡路里、蛋白质、维生素？早餐、中餐、晚餐应如何搭配？他提起了二战后日本免费让孩子们喝牛奶的事。
我想起了在D大时，周五晚上我独自坐在新街口一家五块钱看两场的电影院，吃一块五一袋的饼干和一块钱一条的巧克力。我吃到呕吐，吃到翻白眼，吃到眼睛变红，鼻子流血，仍停不下来，我必须吃，否则会发疯。脑子绷得紧紧的，饥饿是一颗钉子，它说要把我钉进去。饥饿是七片海洋，而我仅是一片贝壳。
她们都知道我把吃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像个畜生一样能吃。她们嘲笑我，可怜我，认为我瘦小，我的胃应该不超过我的拳头。性和胃不一定和块头成比例，那时我们都不懂。
食堂，你像大衣里子，真黑。你像黑厨娘，真黑。早上我到你那里看看有什么可吃的，打了一碗稀粥，两个小馒头，三分干丝。1997年的D大学二食堂，干丝三毛钱一份，早晨吃一份，留两份到中午。中午我变成了碾磨机，碾磨死硬的米饭、炒不熟的青菜、胡乱炸出来的鱼。你不给我们吃新鲜的大米，因为我们正在成长，我们不配。我们吃着陈年的发霉的大米，市场上最便宜的大米，出饭率最高的大米。我听到我的胃在给买米的食堂司务长数钱。一个下午我在忙着消化，像头牛一样反刍，连连打着饱嗝，事实上吃完半个小时，我已经饿得脸色发青、心跳加快、腿在颤抖。
你像乌骨鸡的黑脚掌，真黑。你像黑乌鸦的黑屁股，真黑。我离不开你，真黑。我改吃面条，在青菜和炸鱼后面打上一个大大的叉。我怀念D大学二食堂的小炒，隔着玻璃看大师傅在油汪汪的火苗前用力抖动小铁锅是多么令人激动啊！整个油汪汪的食堂仿佛是我的了，而我多么地缺油水。为什么到了冬天，食堂门口挂上一条一条的塑料？我曾经把这些半透明的塑料默默地琢磨了很久，它犹如学生集体宿舍看门人手中的一大把钥匙，把这么多钥匙捆绑在一起的那个东西令人惊奇，一块形状奇特的、薄薄的木头或者塑料，打了很多洞，每个洞上拴着一根红色的、起毛的塑料绳，每根塑料绳上拴着每间宿舍的两把钥匙。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食堂门口油迹斑斑的塑料、形状奇特的集体宿舍钥匙串，闪耀着酸菜鱼的气味。自从T大开始给青年教师宿舍楼装修，我们迈进了后地洞时代。后地洞时代的重要特征是油漆、噪音、我们开始到食堂吃饭。我要了一碗鱼汤，两块钱，两条炸过的、手指长的小鱼。我咕咚咕咚喝完又要了一碗，只有一条炸过的、手指长的小鱼，我问打饭的女人，另一条鱼到哪里去了，她翻着鱼肚白的眼睛说，只有一条鱼！那一条鱼是我送给你的！我将信将疑，回到座位上举头四望，所有喝鱼汤的人都拥有两条小鱼。那个女人嘀嘀咕咕，哪有这样的人！我只好气得把手抖成七八只。
你教会我们最初的阴谋诡计，真黑。你唆使我把他人当狗屎，真黑。除此之外，你必须为我的慢性浅表性胃炎负责。十几年的食堂经验中我从来没有消化过新鲜的、喷香的大米，碾磨了十几年后，胃粘膜像玻璃般光滑，像烤目鱼一样红肿，这使我培养出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吃饭时像尼采一样挑挑拣拣，婉谢任何硬的、油炸的东西，否则一个下午我将忙着碾磨、反刍、饱嗝声大得像官员作报告。
今天我和唐捐在食堂里吃炒饭和鱼汤，我想如果我们为一个少年的成长立一部法律，如果你胆敢再让我碾磨劣质的大米、炸焦的大排和死鱼、洗不干净炒不熟的青菜，我们的代理律师就将你告上法庭。那时我们的下一代将怎么样？男孩高大、健康，女孩温柔、整洁。我们这假冒伪劣的身体，被食堂扭曲、陷害了的身体将被我们的下一代深刻地蔑视。
吃过饭，我们走在马路边缘，唐捐说：“所有的政府都应该让公民知道自己的经济地位，这样可避免任何经济和感情的浪费。政府应根据经济状况为每个公民做一个档案，所有人都领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数字，表明他在这座城市中经济地位的排名。这块牌子必须时刻佩戴。如果上海有一千六百万人口，我的经济地位排名第一千五百万，我必须随身携带写着一千五百万的小牌子。如果有美女和我说话，我首先让她看看这块牌子，免得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浪费。如果某人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好转，他可以申请更改，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快速评审，他将领到一块新的牌子；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他将受到重罚，作为对自不量力的惩罚。”
每次和唐捐一起出去时我习惯走在后面，暗暗观察这个老男人。唐捐高兴时就开口说话，我对此从不吝啬我的笑容。对寒冷的人生来说，笑和点头算得上温暖的炉火了。唐捐接着说：“每个小人物对世界和人生都有一套深刻的看法。在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巴比代尔》中，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滔滔不绝，公证人先生，他的女仆，正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妇，她的两个在家里厨房玩耍的孙子和孙女，所有的人从头到尾，说个不停。一个好作家必须让人物开口说话，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你的小说缺少对话，缺少交流，是个问题。”
我像挨了一闷棍，苦恼地不说话了。生活中我习惯于一声不响，看了韩东的小说《我和你》后，我发现自己有一点很像苗苗，平时沉默寡言，受到极度委屈时像个孩子一样大哭，结结巴巴地边哭边说。韩东认为这样的女人特别本能。
我总觉得人们交流大都在互相敷衍、窥探。如果有必要，我更愿意做一个记录员，记录下一切有意思的话。我想起赫拉巴尔说他自己更像一个扒手、一个小偷，下了班就往小酒馆跑，记下人们说下的每句话，小说就成了。他的短篇小说全都是这样写的。问题是现在谁要这样的短篇小说？在赫拉巴尔最重要的两部长篇《我曾侍候英国国王》和《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主人公喃喃自语、自我倾诉，构成一切。
我觉得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巨大的问题，我一开始敲击电脑就觉得装满了困惑。世界上每一个问题都折射在我身上了，纽约原油上升到七十美元一桶，上海出租车司机就开始变着法子绕路，我就得为绕路多付二十块钱，这意味着我得在办公室多干一个小时，我生命中的一个小时又不是自己的了。
我的全部写作是围绕自己，呼唤那等了几千年才来到人世的自己，写别人是为了从别人的眼睛里看清楚自己。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向别人开放，同时把自己重新建构。
唐捐说，作家分两种，一为写世界，如狄更斯、巴尔扎克。一为写自己，如杜拉斯、亨利·米勒。写自己要绝对诚实，要写到肉里去。他屡屡提到我很年轻时利用微读完研究生这件事，怪我没志气。他说的时候我努力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觉得自己是没志气到了家，当时我满世界找一个能帮我付掉两年半生活费的男人，我不能想像我到锅炉厂去工作，在那堆满了管子与锅炉的丑地方呆一分钟我肯定发疯。
我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想起自己二十岁时居然穷到那种地步，从未觉得年轻是本钱和骄傲。上大学时我跑一百米和扔铅球都是第一，这巨大的爆发力全部用在了抛弃生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