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出住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曾经爱过，把对方的弱点看得格外清楚，窝里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们知道对方见不得人的痛处和死穴在哪里，伸手一捏就捏死了对方的七寸。被击中的人全盘崩溃，无地自容，身体和脑子快速失重，除了高潮，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匹配。
一只手互相抚摸和拥抱，另一只手互相抵挡和打击。这是法斯宾德最后一部电影《雾港水手》的一个主要镜头。
过年和“三兔狗”一起回家，给父亲买了两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看到墙上有一串淡红色的痕迹，母亲说，父亲喝醉了回家，逼她承认二十年前年某月某日和某人睡觉。他看到桌上一盘煮小虾，霍地操起来甩了出去，一盘小虾到了地上，有几只被甩到墙上，在那里留下几根胡须。父亲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坐在小虾们之上，母亲丢了几个耳光在他脸上。
我的想像力绝不可能把虾子和睡觉联系在一起，我拥有美国人的迟钝和俄罗斯人的好胃口，这是我的悲剧之源。“二秃疤”能预感出一场即将来临的车祸，“三兔狗”能从一个人要不要吃月饼的迟疑上看出他刚刚死了母亲，敏感是他们的悲剧之源。我们有各自的悲剧之源。我从妈妈那里听到了虾子的故事，气愤地向“三兔狗”告状，他轻描淡写，我早就看出来了，爸爸那个人一辈子都这样了，没办法。
父亲每喝必醉，肝解酒的能力不行了。醉酒回来找母亲的茬，第二天出去再喝。我美丽的母亲，一辈子跟着一个酒鬼，每天心惊胆战，恨极了，盼他死，等他不回的时候又怕他死，到处打电话问，你们看到他了吗？你们看到他了吗？那些下三滥酒鬼，趁机在电话里调戏我的母亲。现在还是这样，对此我没有任何办法。打着手电筒去找他，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事了。
我在D大读书时父亲向母亲的弟弟借钱买了摩托车。母亲的弟弟在江南小镇菜市场租了一个门面，夫妻俩每天三点钟起床，做馒头、包子、油条、大饼，五点半钟舅舅骑着摩托车到工厂门口卖给打工仔、打工妹，舅母守在家里，为顾客现炸油条。每天三点起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如此，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父亲瞒着母亲，跟他们借了四千块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喝过酒歪歪扭扭骑摩托车回家。母亲分三次还了这四千块钱。父亲知道很不高兴，说不要着急还，将来等我们老了分点养老金给他们运用。这就是我的父亲，一辈子长不大的父亲。
母亲和父亲问我，微现在怎样了，“三兔狗”恼火地叫他们住嘴，“三兔狗”说他们没缘分，不要再说了。我想哭了，脸上还得装出笑容。我想说，在哪里都是一样，无论如何都无法生存。
“三兔狗”要结婚了，小时候冬天早上我把他拉出被窝，打他，叫他背英语。他哭了，小手不停地擦着眼泪。“三兔狗”长得真漂亮，三个孩子中他的眼睛最大最像母亲，长大后个个说他比莫少聪还英俊。摄影师到母亲的学校给师生们拍毕业照，路过我家，对“三兔狗”的容貌赞叹不已，许诺给他拍一张照片，不收钱。七岁“三兔狗”对自己的美貌显示出高度的自信，脱掉全部衣服，拍了一张全裸写真。
姐姐把小弟弟拎出冬天的被窝，那时我们还没有搬出小镇政府大院，住在武装部的三间砖瓦平房里。每到下雨阴天，墙上浮现出一块块青色、不规则的斑痕。武装部同别的房子隔着一堵墙，一个小门出入。窗户上嵌着铁条，却没有防住贼。有一次母亲把她的孤儿学生带到家中吃饭，他用眼睛一扫，记住了这三间砖瓦平房的结构。夜里他从后墙翻入院中，撬开后门锁，潜入厨房、起居室。父亲在市党校脱产学习，母亲听到了动静。她的学生和她、她的三个孩子隔着卧室门，还好这扇门从里面插上了插销。
他留下了一把菜刀。派出所抓住了他，把他捆倒。他现在是个中年人了，也许已经死去，也许已经变成一座小村庄。
上了初中后“三兔狗”拥有了独立的卧室。早熟的他在夜晚偷偷跑出去玩耍，和漂亮、温顺的同班同学在田野里散步。他让台灯开着，制造出勤奋学习的假象，每次都被母亲派出的间谍“二秃疤”及时识破。被母亲呵斥后，“三兔狗”半是生气、半是羞愧地不吃午饭，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整理废书旧报出卖。
生活日复一日地枯竭，这从吃的食物和走过的路可以看出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花三个小时在路上，从上海的东北走到西南，再从西南回到东北。没有一幢建筑、一条马路、一个人让人高兴，这也是娱乐杂志特别流行的原因。有朗姆酒、SPA、出境旅行的生活究竟在哪里？那里究竟是否适宜人类居住？那里接受报名吗？也许这类东西犹如鬼魂，所有的人都谈论它们，但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它们。
至今为止我也“出版”过一本书，和唐捐合作，名叫《德国新电影四大师》，首印八千册，除了手头这本样书，七千九百九十九本在某个不知名的地下室里与老鼠的尖嘴亲吻。投资人突然撤资了——投资人，据说整天开着一辆别克商务，跑来跑去的。他终于撤资了，其必然性如同我从来没遇到过好运气。法斯宾德，长期睡眠不足；文德斯，胃溃疡；赫佐格，饮食没有规律；施赫隆多夫，生物钟紊乱，肝部隐隐疼痛。唐捐说服我，这本书是我们命运转折的缝纫机，美好的未来将被严严密密地缝入这本书中。我们以为这本书是进入康庄大道的指示牌，结果等来了一条死胡同。
为此我每天累得像条狗一样，从杂志社饱饱地接受了电子枪的扫射回来后，一杯接一杯喝着咖啡，从睡眠里榨取最后一点时间，全力以赴写四大师。我开始精通咖啡，像巴尔扎克一样严重地依赖上咖啡。
我认识了人性深渊的记录者法斯宾德。我远远地看着这个男人，不想过去与他打招呼，那是死路一条。人人都知道法斯宾德对待朋友犹如猫对待老鼠，他的主要演员柯特·拉比建议，如果想看朋友，他应该到墓地去。
他认识了阿拉伯人阿里，阿里拥有北非人健壮、挺拔的身材，一个妻子，五个孩子。法斯宾德把他和他的两个孩子带回法国，许诺让他在《恐惧吞噬灵魂》中扮演男主角。他傍上了大导演，兴高采烈地宣布了离婚的决定。法斯宾德把孩子锁在房间里，只允许他们走出房门上洗手间。阿里藏了一把刀去片场，对拉比说：“有个人即将死去，报纸将在头条宣布一条死讯。”阿里刺伤两名工作人员，扔下刀子踏上逃亡之路。他躲进电话亭打电话给法斯宾德，乞求几个小钱，无人理睬。几年后，阿里在另一国被抓，一天夜里，阿里望着圆圆的月亮，突然想起以前有过妻子，有过家庭，还有过法斯宾德。他把头伸进了一个套索。
阿明。法斯宾德从孤儿院里领出了他，把他变成司机、管家还有情人。带他到国外旅行，享受旧金山同性恋者的夜生活。他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越来越法斯宾德了。争吵爆发，阿明像一条狗，被关在门外一个星期。他去戛纳，阿明也要跟着去。他故意给阿明写了一封艰深难懂的信，阿明请别人读给他听。法斯宾德生日那天，阿明走进厨房，几日后开始有腐烂的气味飘出。法斯宾德母亲拿着钥匙进门，一只胳膊伸了出来。法斯宾德没有出席葬礼。
他把对情人们的歉疚拍进了《雾港水手》，这是他三十七岁死前的最后电影。不是忏悔之作，法斯宾德从来不忏悔，他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说，爱情是一种最精良、最狡猾也最有效的压迫工具。他说，爱比死更冷酷。他自知罪孽深重，活不长久，因此不愿睡觉，几年拍了几十部电影，一部电影只拍几十天。不得不睡觉，三杯血红玛丽，一瓶威士忌，再吃十颗安眠药。还睡不着，再来一遍。
“在大海和水手们之间，经常出现谋杀的冲动。”《雾港水手》的第一句话。末世的背景，水手们一个个挨着登岸了，这里有火热、潮湿、多汁的阴道。酒吧老板娘让娜·莫罗，五十多岁，青春的美雅在脸上刻下清晰的痕迹。我和唐捐一起看这部片子，一起写书，他写文德斯和赫佐格，我写法斯宾德和施赫隆多夫。
要看很多很多片子，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因为我每天在外面走三个小时，几万把电子枪扫射我八个小时。睡着时听到唐捐骂我，我醒了，因为羞愧、厌倦、憎恨、力不从心而哭泣。后来我不再哭泣，改为破口大骂，和唐捐动手，十足的小泼妇。再后来改为猛喝咖啡，保持着痛恨文德斯的态度，拒绝承认他是伟大的导演。《柏林苍穹下》，看了三遍，两遍一个一个镜头地看，第三遍按快进，才把意思弄通。《百万美元酒店》，唐捐赞不绝口，我在打瞌睡。他太电影了，而电影是电影以外的东西。他以外科大夫式的精确拍电影，观众不需要外科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