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全国平均数要少。占全区人口33.8%的壮族人民，一向以勤劳著称。早在一万多年前，他们就已开始有原始的农耕。我们的祖先把一万年前使用过的重石（原始木耜部件）留在柳州的白莲洞里，似乎是为了向后人显示他们的智慧。历史上，壮人的勤劳屡为中原人民所赞誉。宋代周去非说壮人“生活苟简”，“搏饭掬水以食”，“其人往往劲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如飞。”③壮人在哲理诗中唱道：“cienyienghbohmehngeix，Guhhongsaehdaihit.”（父母千般想，劳动为第一）又说：“寅时吃早餐，栏下把牛栓；卯时天微明，夫妻同下田。”他们的妇女特别勤劳，以致有些古籍说：
“俗皆妇女执役。”④，岭南的炎热、瘴气、暴雨、毒蛇、猛兽，都阻挡不了壮人开发的决心和步伐。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人民，又有社会主义制度，有党的领导，壮族地区的繁荣，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科学知识，就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壮人能懂的文字。在当今的时代，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按资源和技术状况，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有资源又有知识，如苏美；二是有知识而缺资源，如日本；三是有资源而缺乏科学知识，如中国等第兰世界国家。壮族属于有资源而缺乏科学知识的一类民族。由于专业人才少，群众缺乏现代科学知识，我们的很多宝贵资源白白浪费了，生产效率低，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我们的55家氨肥厂，1982年有44家亏损。
1983年，广西虽然有商品粮基地公社197个，甘蔗基地公社252个，茶叶基地县16个，水果县19个，杉木县20个，油茶县28个，油桐县10个，八角县14个，产牛县12个，但经营收效总的很低。以都安为例，耕地与山地之比为1：11，有森林面积38万亩，只占山地的4%，产值才占农业收入的2.15%。1983年，全区林业产值47499万元，每一亩产值才6.75元。集体所有的林木，因为缺乏现代管理知识，每亩产值才2.28元。低到可怜的程度。而一旦运用科学知识于生产，便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比如河池地区一些科研部门对桐林实行嫁接，每亩多产178.4斤。如果集约经营，科学管理，据计算，经济效益将高达几倍到几十倍。都安弄叶有位壮族退休干部，1980年开荒种桐1800株，1981年用营养杯育苗移栽1048株。到盛果期，光桐籽就可收入2000多元。该县弄合有个壮族社员是县的劳动致富模范，他养猪、鸡、羊，从不因病或饲料中毒死亡。原来他博览有关资料，根据本地情况运用科学来喂养，从预防瘟疫到饲料构成，对于禽畜每个阶段生长的特点，都摸得比较透，讲究科学，因而成活率高，收入颇丰。宜山大楞有个万元户，他经营的粮食、经济作物和牧业三项收入达8971.31元（1982年），他家20口人，9个劳动力中，高中文化2人，初中1人，高小3人。他本人当了近20年会计，有经营管理的经验，他用科学管理蔗田，单产比一般蔗农高一倍，达4吨。外省的经验也证明文化高低对经营有很大的影响。黑龙江省木兰县新民乡吉祥村水稻专业户，10个高产户都有高初中文化的人当技术员，10个中产户最高文化为高小，10个低产户则是文盲半文盲。山西应县20939伞专业户，大小队干部、回乡知青、复转军人、能工巧匠占99%，可见文化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国家统计局抽样表明，全国人均收入300-500元农户中，3/4是初中以上文化；人均年收入150元以下，近半数是文盲或半文盲。问题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只有充分利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即知识，通过情报系统，使这些精神财富变为壮族地区的生产力，才能够跻身于先进民族之列。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都是生产力，看你能不能用，会不会用，用得是否及时。核心的问题是，不是在哪项技术、哪个窍门里赶上去了，而是整个的技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为广大壮族群众不同程度地掌握，在不同程度上应用，所以智力知识开发是头等大事。在今天，资源的优势不算优势，只有智力才是第一优势，否则至多不过为他人提供原料及半成品，而自己则捧着金碗讨饭吃。一句话，光有资源是不足的。
所以《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所以要“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上面讲的，壮族地区经济起飞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亦即欠缺现代先进科学技术。那么，新壮文能否担当得起传播先进科学知识的作用呢？
简单的回答是：在绝大多数壮人还讲壮语的情况下，它就能担当。这至少相当长的时期无法改变。试想，人口仅有10万的布索人，处在德意志人的包围之中，但他们仍旧讲布索语，用布索文，同时也兼通德语德文。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100万威尔士人、540万苏格兰人、60万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有300万住在邻近的爱尔兰共和国），照理应当早就扔掉民族语文了吧？但不，他们仍在使用威尔士文、苏格兰文和爱尔兰丈，同时又都兼通英语。这种双语制使这些民族如添加了两只手，不但未妨碍他们发展，反而更加促进经济的发达。这个问题近年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经研究，掌握本民族文字并兼通邻近一个民族文字的民族，即所谓双语制，使他们在吸收先进科学技术上得到很大的益处，不少语言学家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双语制的优越性。但在双语文当中，本民族文字则是发展的基础，脱离了这个基础，这个民族的文字就只剩下一支不完全的翅膀。根据这个理论，壮语文应当是壮族发展的基础，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去掌握汉文，少数人还要兼通外文，这样才能使壮族的信息来源四通八达。在这方面苏联早就引起了注意，他们早就发展了民族文字，不但像乌克兰人（430，o万人）、乌兹别克人（1000万）、白俄罗斯人（950万）这些人口较多的民族有文字，而且像乌德穆尔特人（70万）、切列米斯人（60万）等人口较少的民族也创造了文字，对这些民族的发展作用很大。
我国民族文字的创制，也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专家谢尔久琴科曾参加了壮文的创制工作。双语制的理论，又为壮文的推行提供了一个依据。这是其一。第二，壮文是在现代壮语的基础上创制的，文言一致，因而能够使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较快地统一起来。壮文又是一种科学的拼音文字，能够加快壮人掌握文字的过程。不论是学校教学或者是社会上扫盲，其速度将比用汉文快得多，广西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举了很多，不复赘述。这里只想举国外的例子来做佐证。非洲的斯瓦希里语，共有21种方言，分歧较大。
1964年经英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发生了巨大变化，迅速在喀麦隆、刚果、扎伊尔、乌干达、肯尼亚、索马里一线以南广大非洲地区传播，迅速统一起来。特别是本世纪60年代东非各国将斯瓦希里语定为国语以来，90年里飞速发展，成了东非的通用语。目前，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及、苏丹、几内亚、加纳、尼日利亚各大掌都有斯语专业，英、德、美、瑞典、苏、加拿大、印度、孟加拉、日本、中国均设有课程。这说明，拼音文字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壮文如果连续推广20年，在我国的条件下将比斯语更快。在掌握了壮文之后，其复盲率将比汉文低得多。50年代曾在个别地区用汉文扫盲，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大体复盲率达到100%。这个问题在汉族地区也未能解决。由于汉字结构的复杂，也由于方言差异等其他原因，汉族至今还有不少文盲。而壮文不仅复盲率低，而且在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比较容易发展。这种速度，很可能随着专业户、重点户以及一般壮族群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而加快步伐。这样，现代科学技术信息将以更快的速度，通过壮文迅速普及到千山万鼻之中，使壮族尽快赶上时代的步伐。
就看我们给不给群众壮文。第三，壮文成为壮族主要信息载体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的特点是新兴产业的多样化、个人化和小型化。群体被分割成小块，这是在增加多样性的基础上更高级的组织结构。例如能源由集中使用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发展为风力、地热、核能、氢能等多样化的能源结构。工厂也从大批量生产发展为小批量生产，一致化的生产变成了多样化的生产。奈斯比特所归纳的美国10个发展方向中，第五条是从集中向分散的转变。我们如果舍去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分期的观点，则他们所指出的现代企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美国风行的经济新著《最佳管理学的基本思想》也指出，建立分权制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国近年来的改革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的，当然不是什么托夫勒、奈斯比特的影响。但也应当指出，他们所指出的一些现象，在我国业已发生。例如，我们一些大工厂已经把部分产品分散到城郊，由农村的小厂来经营某些部件。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过去的大呼隆经营方武为分散经营所代，生产分散到了家庭，并因此引起了农村的大变化，出现了一批冒尖户、万元户、专业户、重点户。有些同志完全没有考虑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过去的瞎指挥不灵了，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所代。农民变被动为主动，变盲从为自觉，变消极为积极。他们要根据因地制宜原则自主经营，勤劳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