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稿子的人都知道，在最后誊清稿子之前，是需要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的，不热就会陷入蒙的泥淖，钱钟书的灵感太多，记得非常杂乱，但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可以清楚地回忆起自己的思路来，不至于搞混了，另外，他在文学方面的条理性远远超出生活的条理性所以的稿件都保存得很好，他笔耕不辍，善于联系，除《谈艺录》之外，他还写了很多的旧体诗。而《写在人生边上》中的五篇，即《窗》、《论快乐》、《吃饭》、《读伊索寓言》和《谈教训》也是在此间写成的。而最主要的是，从去沪到入湘到蓝田这些经验，让钱锺书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巨著——《围城》。
3.为了重返的告别
人际交往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原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发展的速度快了，人们在这其中发现了学问，于是这其中也便有了技巧的成分。觥筹交错间，人们的眼睛越来越精明，彼此间流动的真情实感却也越来越淡薄。
在才子的生活碎影中，人际交往是冷门的门类，并非他讨厌与人接触，而是懒得花费心思，去对情感进行冰冷的计算。如果说钱锺书只知读书而不通人情，这似乎有些严苛。
据吴忠匡先生对钱锺书蓝田的回忆：“至于在为人处世方面，他确实极单纯，像水晶球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这可是人们所万难想象的。在他身上既充溢着敏锐的智力和活活泼泼的想象力，他的思考风格又是独一无二而且十分惊人。然而，在书本以外的日常生活领域吗，却表现出缺乏一般的常识，及其天真。常常在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小事之中，会闹出一些超乎常情的笑话。人们嘲笑他的书生气。譬如，他每次上街，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回自己的宿舍了。他也不会买东西，买了贵东西，还以为便宜。可他从不甘心承认自己的书生气，他常辩说自己最通晓世上的人情和世故，说自己从书本中早已经省识了人生和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事实上也许真是这样，他在小说《围城》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惟妙惟肖的刻画，不是最好的例证吗？不管他自己怎么说，我还是认定锺书本质上是一个纯粹又纯粹的学者型人物，除去他在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书本的广阔天地中上天入地，自由翱翔外，他似乎不适宜于其他的工作。”
他似乎真的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是说他“不适宜其他的工作”，这个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不敢轻下结论。从年轻时候的滔滔不绝到晚年缄口缄默，不能不感觉到什么。而从上文中能很清晰的感觉到，他有着属于他的那种儿童般的天真和自然。但是不知道他属于的是冯友兰先生境界说中的哪种境界呢，是自然境界还是天地境界呢……
钱锺书虽然在蓝田积攒下了真么多的经验，但是蓝田生活的确是太冗闲了，很多事情也提不起劲儿，当然这里也包括着教课。最后他还是因为实在憋不住了而“去湘返沪”，只在这里教了两年的书。遂后钱锺书又在上海谋了教职，但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租借地，上海从此落入日本人的魔爪。钱锺书即使要出来也出不来了。
这次蓝田的经历，可以说是钱锺书的“多产期”。他着笔写了《谈艺录》和《写在人生边上》并出了一册《中书君近诗》，但最主要的还是在蓝田构思了小说《围城》。这个可以影响近代中国文学史的著作。
钱锺书与1941年7月回到上海。他原来准备过了暑假后回到西南联大教书，可是一直没有消息。钱锺书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光华大学任教。此期间学校经费很是拮据，待遇也非常不好，所以要兼顾二校才能维持生活。
10月前后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来上海正式聘请钱锺书，但此后不久发生了珍珠港事件，钱锺书就在上海不出去了。每天钱锺书只能在小屋子里面读书，在夜晚经常能听到日军的行步声。日军对于上海的控制及其的森严，桥头和街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且过路人员必须对日兵脱帽鞠躬。钱锺书妻子杨绛说：“我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在那时，无故被扣留，殴辱，拳打脚踢，甚至被刺刀杀死时时发生，就如同家常便饭一般。
但是，日本人好像知道杨绛对自己的不屑一般，一天晚上竟然关顾了钱钟书的家。
当时钱钟书并没有在家，他在外面教书挣钱，杨绛做好了晚饭之后，就熄灭了灯。外面是密密麻麻的靴子声，她小心地把门顶上，然后坐在凳子上，等着密密麻麻的声音的消失，可是靴声没有消失，却越来越响。杨绛犹疑而惊恐，按说这个时候，靴子应该消失的！
然后，是魔鬼般声音——当，当，当。杨绛的心陡然跳动起来。她赶紧给钱钟书的学校打电话，不让他回来，怕家里的事情连累到他。然后，她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打开了门，门口是绿色的军衣，然后是叽里呱啦的日语。杨绛听着大意是让自己跟他们走一趟，她心中反而坦然起来，连一丝抵抗都没有。
只不过让杨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日本人的看守所里，他们竟然没有对她用刑，而且第二天就把她放出来了，事情发生之后杨绛才明白，原来这些日本人抓错了人家。
就是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钱钟书依旧醉心于学术，把学问作为自己内心最大的慰藉。可以说，钱锺书虽然曾学于西方，但是并不曾变得如假洋鬼子般。
虽然他英语极好，但是他始终流淌着中国人的血，并未被那种西洋给腐锈半分。钱锺书在上海虽然清苦但是名气很大，而且环境又极其复杂，所以想拉他“下水”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如郑朝宗说：“在他们夫妇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顽强精神。”
4.战争！战争！
钱锺书夫妇虽然生活很窘困，但是仍不忘写作。或许这就如这个时代的其他大家一样，用生命和鲜血在表达自己的那份心。那份对于自己的爱，那份对于人生的爱，那份对于国家的爱。
在那时物价极贵，生活的艰辛就更不言而喻了。家里一切事务都落在妻子杨绛身上。钱锺书除修订《谈艺录》之外，于抗战末期，即着手写长篇小说《围城》。在上海期间出了一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钱锺书的散文风格受西方很大影响，尤其是培根。在很多都能寻到蛛丝马迹。但是他的散文不仅仅优美而且在优美中又带有讽刺，读起来如玫瑰一般，美丽与花香让你抵挡不住那种诱惑，但是它的刺仍会刺痛你。
《写在人生边上》的出版与《谈艺录》的撰写都于此时。他对抗战的胜利是有信心的，他在《谈艺录》序言中说：“麓藏搁置，以待贞元。”
杨绛在抗战末期说过：“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这几句话也的确反映出人们的心情。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所有人民的心情，期盼那黎明的光亮。
随着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国土降落，人们终于迎来了“云开日出”。但是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却是一片糜烂。各大国具重整家园，但是中国却不然，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时百姓生活的情形与抗战期相距不远，仍然是苦不堪言。同时的政府腐败，物价高涨，通货膨胀，老百姓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了。
钱锺书也不例外，战后没有回清华，仍留在上海，与一般知识分子一样。找了许多的兼差，以维持生计。抗战后不久，钱锺书应聘于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负责编辑该馆的英文刊物《书林季刊》，1949中央图书馆迁至台北，而钱锺书留在大陆。在《书林季刊》供刊时，钱锺书在这上用英文写了很多书评，并把洋人挖苦一番。而因为《书林季刊》的关系，钱锺书与1948年3月，以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身份，随教育部主办的文化访问团到台湾一趟。同时教育部在台北办了一个文物展览会。为了配合展览，另外还有七场演讲。钱锺书为第五场4月1日上午，讲《中国诗与中国画》。钱锺书生性幽默，口才好，并且文学涵养极高，他说：“诗就是能讲话的画，画就是不讲话的诗。”他引经据典，把《中国诗与中国画》说的更加的通俗，明白畅晓，让“妇人”亦能听懂。钱锺书除在中央图书馆工作外，他同时也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而且又在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兼课。钱锺书在暨南大学教到1949年6月，前后三年。在任教期间极受学生喜爱。
钱锺书在1946到1948这三年间分别出版了《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钱锺书的文字很美，似乎不像小说，而更似散文一般。在《人.兽.鬼》中，钱锺书映射了很多的当时的名士及大学的教授。虽不是一一对应的，但是确实是有的，也恰如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一样，虽不尽如“索隐派”那样。当仍然有所映射，尽管他在文中说“不关实事”，“无年代可考”等语。钱锺书也在此书序文中说：“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看此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但却能令人更加深思一番。
而《围城》则是钱锺书最成功的文学创作，于1947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是钱锺书留下来的唯一一篇长篇小说。里面涵盖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围城》刊布后深受读者欢迎，钱锺书名噪一时。如果按钱锺书译的诗人的句子“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来看。刺猬象征着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而狐狸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但思想散漫。或可说，“狐狸”的优点是文字美且精炼，观察入微。而“刺猬”的优点是有体系，结构完整。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说：中国古今作家兼具刺猬与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个曹雪芹。他说鲁迅是狐狸，茅盾是刺猬。读了《围城》你会感觉钱锺书就是一只“狐狸”。
他在1980年《围城》人民文学版重印前记中说：“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此意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他接着又说他抽空又写了长篇小说《百合心》，但是草稿于迁居中“不知哪里去了，后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后钱锺书说如果它能出版，会比《围城》好些。可惜事情没有“如果”，然《百合心》未能出版确是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