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卫生管理机关，也要看到艾滋病和其他病之间的一种关系。在中国没有一个病像艾滋病那样投入了这么多钱，投入这么多钱应不应该？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投入这么多钱，这个钱是怎么花的？如果不是用在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如果不是考虑每一笔投入的钱都能使它发挥最大效益，如果投人这些钱，不能使医疗设施、医疗保健能力有更多的提高、更好的发展，不能够在今后应付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中，对中国人民的健康有更多的贡献，而是不负责任地浪费掉，那就是一个相当糟糕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重视艾滋病，是因为艾滋病事关人权、事关人的生命，但是重视必须要恰当，如果我们乱了方寸，不但于事无补，还会生出一些新的问题。
艾滋病是病毒带来的灾害还是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艾滋病是病毒带来的灾害，还是发展中的问题？艾滋病从美国最早报告发展到中国，我们强调的第一位（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现在有所改变）的就是性传播，有人讲性传播在中国要上升成为第一位的原因，这话已经讲了十好几年了。不错，艾滋病在美国首先发现于男性性行为中，艾滋病在非洲，在南亚、东南亚是通过大量的异性传播。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艾滋病在中国性传播的比率至今不高，虽然有人一再讲它要成为第一位的原因，有人一再讲现在这个比率上涨了。确实是上涨了，但我仍然认为它的比率不高。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的宣传上是不是把信息完全地告诉了公众，告诉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我们国家的决策者并不是艾滋病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据我从这方面的医学专家那里了解到，即使没有保护的性行为，也就是在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中，男传男的概率是l％，男传女的概率是0．5％～1．5％，女传男的概率是0．3％～0．9％，实际上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我们没有把这个告诉公众，有的宣传是带着一种恐吓性质，也没有使公众了解到，我们需要解释在中国为什么不是这样，中国为什么不像南非、东南亚那样在性传播上有这么高的比率，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把研究者这方面研究的信息转达给公众。
另一方面，中国存在世界少有的因为卖血得艾滋病的情况，我们在宣传中也很少告诉公众血液传播的概率是90％以上，其实吸毒也是血液传播。这种传播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这种传播概率是不安全性行为概率的600倍到1000倍，我们没有把这个结果告诉公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宣称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主要是地下黑血站的原因，认为现在已经制止住了。但是，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看到哪一个黑血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被追究刑法责任。我们不要忘了中央最近的文件，国务院的文件明明白白地写着，要“切实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管理，加大对非法采供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杜绝艾滋病经血液途径传播。要加强推广使用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做好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用后毁形和有关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的消毒工作，防止艾滋病医源性传播”。艾滋病的血源性传播和医源性传播至今对我们存在威胁。我们不要忘了在卫生部门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中央电视台还有几次披露，即使在几个大城市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广州就有。我们怎么看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需要给公众、需要给决策者一个完整的信息。
艾滋病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是一个非常难传染的传染病。感染者和被感染者都要有身体的破损才能造成体液的交换，不管是血液的交换，还是性行为中体液的交换（母乳哺育孩子的时候，也是体液的交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生物学技术上看是很难控制的病，在现实社会中却快速扩散，肆虐全球？这正是由于以往人类在防治艾滋病的方法上，在防治的政策上只注目于高危人群，而忽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因素，这是导致世界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
这个世界95％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但是艾滋病感染者占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69％，加勒比海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0．5％，但是那里的感染者占了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10％。在中国80％以上的感染者都是处于弱势、被排除在城市之外、比较贫困的具有农业人口身份的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中占8％，但是艾滋病的感染者在一个时期达到36％。所以，艾滋病在贫富差异的群体和地域中，它的传播途径、流行和治疗的状况都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我们认为艾滋病显现了发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缺少和主流系统的沟通，缺少从主流社会获得防范治病的信息，不享有医疗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包括在艾滋病防治在内的社会事务中，处于被动的状态，难以作为主体主动参与。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艾滋病的传播就很难遏制。所以我们说艾滋病显现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它的深度和影响远远比在医学视野下，病毒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影响要大得多。正是由于它处在社会结构的深层，所以对因世界性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恶化了的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关系具有进一步的破坏能力，而且能不断地复制这种恶化了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破坏。
至于病毒，我们有一个在过去那个年代形成的观念，有时候涉及各种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我有一个感觉，当人与人为敌的时候，人就要与自然为敌。当我们现在改变了，人和人要和平共处的时候，和自然也有一个协调共生的问题。对病毒来说，我们总是想战胜它、消灭它。我们这个世界生物的多样性其中也包括病毒的存在，我们要做的是不为所害、共生共存。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地按我们过去的想法去战胜病毒，或者把所有的病毒都消灭掉，如果要使这个世界没有病毒这种东西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搞生物学的人会告诉大家，如果这个世界所有叫病毒的东西都没有了，那是一种什么状况。
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上面，我讲了艾滋病在中国的影响，不是第一位的、首要的，不会使我们整个社会无法生存下去的，威胁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样一些问题。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第一位的、舍此天就塌下来的问题。把事情看成那么绝对的，是上一个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观念。
那么，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它第一位的影响就是残害生命，降低了生存质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关系到我们最起码的一个对人的态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比现在晚几天，我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央视论坛》等着我们的总理去和艾滋病人握手。《央视论坛》把我叫去等着，说：如果总理去了，就要做出评论。后来总理去了，我做出的评论也就播了。
节目播出了以后，有人说：“李教授，你历来都说批评的话，为什么这次对政府评价这么高？”我说，第一，不是因为我国的艾滋病现在特别多了，当然一直有增多；第二，不是国家现在更有钱了，官方统计的数字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存在相当多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去看望艾滋病人，国家承诺出钱给他们治病，我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不只体现了这个人自己的态度，还体现了他的职务行为，一国总理的行为，体现了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那就是我们这一届党政领导讲的，是对人民负责任。为什么这样做？你对人民负责任，就必然这样做。因此艾滋病的影响首先不是经济损失，尤其在中国（在非洲南部可能是经济损失）。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讲艾滋病的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权利，过分夸大了它对经济的影响，而隐藏了一些人的利益。
有人说艾滋病造成经济损失，算出了几千个亿的经济损失。这是怎么算出来的？从宏观上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半数以上是毒品使用者，大多数在农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时，他们也基本上不消费公共产品，那这个损失是怎么算出来的？微观上，有人说：它对一个家庭的经济损失总是有的吧？一个人得了艾滋病致使全家贫困。对，但不能说明问题。一个人得了大病，对一般人，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是一场大灾难。比如说我李楯得了大病，我的家肯定完了，经济上不堪重负。但这不只是艾滋病如此，在中国，一切大病，一切在医学上没法治的病，要几十万或者是更多的钱才能治的病，都是如此。它和其他病一样会夺去人的生命，使生存质量下降，这种生存质量下降既包括病人因为染病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痛苦，也包括病人家庭收入的减少，经济上的困境。在这一点上，艾滋病和其他大病相比，没有什么特殊的。
当然，在降低生存质量上，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感染者和他的家庭因此而蒙受的污名，受到了歧视。尤其是那些由于性交感染，或者由于药物依赖、吸毒感染的人，他们将蒙受双重污名。我们总是说不要歧视艾滋病感染者，我们能不能做到对中国感染者中70％以上的人，就是那些不是无辜感染，而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而感染的人不歧视呢？我个人认为确实不应歧视，但我们这个社会能做到吗？这条路还很长，歧视同样给生存质量造成了影响，使生存质量下降。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人，关注人的生存质量，比关注经济增长、国家发展要重要得多。在这里，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政策和法律。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讲总体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先生产，后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就应该使人民得到实惠，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今天，我们关注艾滋病第一位的问题不是数量的多少，而是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基本态度，对人的权利的一个基本态度。它检验着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认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不是有我们老祖宗说的仁爱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之心。
在艾滋病防治中过于技术化的一些医学话语，是缺少一种人文关怀在里面的。它过分强调的是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是艾滋病，很多大病都是这样；而且如果当你只讲这种影响的时候，你就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歧视那些多性伴的人（包括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
第二，艾滋病的影响破坏了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使歧视扩大，使违背法治与善治的政府行为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
在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是相互为敌、弱肉强食，还是协调利益、共生共存。人类在经历了至少几千年的文明社会中的争斗后，人权与公正的原则逐渐为主流社会和多数国家所接受；而艾滋病出现后被妖魔化，这使人权受到挑战，个人权利和公共卫生发生冲突。
当我们认可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相互为敌、弱肉强食，一种是协调利益、共生共存。在持续发展了几干年的人类文明社会中，我们经过了多少战乱、灾难、痛苦，二战之后在价值观上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对人的权利的认可、尊重和保护。但在艾滋病面前，它受到了挑战。当“保护人的权利”和“保护公共卫生”的关系的问题提出后，人权的观念在实际上受到了挑战。怎么协调？我们是不是为了公众健康，就可以无视、可以限制、可以侵犯一些人的权利，哪怕他是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呢？我个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理由，而且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有些入主张的那种矛盾。我很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和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讨论。我认为正是因为艾滋病出现之后把艾滋病妖魔化，使人权受到挑战，使我们确立的这样一种基本理念受到挑战。
下面，我也要谈一下经济影响。艾滋病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使人们相互提防。比如在“天津扎针”事件之后，传到北京，北京人自己觉得被扎，造成恐慌，到医院检查的人，据说数以干计。我听了之后，吓了一跳，他们都是吓得跑到医院去检查的。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艾滋病进一步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糟糕的信任状况，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发展会有相当大的影响。缺乏了信任，是不是经济就不能发展？不是，要看是什么经济。我们看在二战前期，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的经济不是也发展了吗？但是，如果要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同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前提之一是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信任的话，它就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会有在市场经济下的激励相容、双赢、共同富裕。如果要讲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恰恰在这里，而不在于在别国存在而在中国不存在的那种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经济影响。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良性的、一种可使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艾滋病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将严重地影响这种经济制度在中国的长成。这，就是我认为的艾滋病的经济影响。它比即使是在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下降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危害，是一种危害形成后在短时期内难以化解的危害。
艾滋病的影响的第三点，就是降低了政府的信誉。因为艾滋病检验着一个政府的回应能力和它的价值取向，检验着公信力。我们现在政府的信誉在艾滋病防治上有明显改善。艾滋病传人中国近二十年了，最近之所以有明显改善，正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有所改变。我们最初对艾滋病是一种什么政策呢？80年代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当时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腐朽没落造成的，怎么办？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第二个阶段，发现在云南有一个村有人因吸毒感染艾滋病，认为严厉禁毒、禁娼就可以了。第三个阶段，在卖血的人中发现艾滋病，于是制定献血法，制定血站规则等，认为把血管起来就可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第四步，政府承诺出钱给感染者治病。如果我们的政府的这种转变更早一些，更快一些，我相信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对政府的威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会更有利的。
艾滋病是一种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