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盆子可以复制金属，那自然是无稽之谈，沈万三也自然不是因为有了聚宝盆才富起来的。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暴富，靠得是他作为创业者的努力态度和作为商人的独到眼光。
沈万三的父亲沈右年轻的时候由湖州南浔迁至周庄东垞居住，沈万三也是在周庄这个地方长大的，也一直将周庄当做自己的故乡，当做自己的立业之地。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古镇周庄当中还有“沈万三故居”和“沈万三水底墓”这样的景点存在。当然，沈万三当年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这些景点都是后人按照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建筑风格重建的。
事实上，沈万三的父亲沈右并不富有，他只是一个靠种地养活全家的农民，在富饶的江南一带，沈右这样的人甚至已经算是穷人了。沈万三长大成人之后正赶上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沈万三就是靠着这个机会，再加上周庄北端白蚬江（古称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经浏河出海，是理想的天然水上通道，交通便利这些有利条件，当起了投机商。他走南闯北，贩卖大宗货物，利用河运和海运运费低廉的优势赚取其中的差价，由此而迅速富了起来。
沈万三是一个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在元朝末年，海运相对发达但是风险极高。关于海运，元朝政府曾设立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最盛时拥有贸易海船15000多艘，在元朝政府的鼓励之下，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日本、南洋、中亚、非洲等地。但是，大海之中风大浪高，一不小心便会连人带船都葬送海中，而且海中常有海盗出没，又没有官兵保护，被海盗洗劫过的商人也并不在少数。但是，沈万三并不在乎这些风险，在沈万三眼里，海运利润巨大，便有些许风险也是值得的，做生意，又哪有不冒风险的呢？据《蕉馆纪谈》记载，沈万三“曾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当时的沈万三利用江南通都大邑的丰富资源，将中国的商品运送国外，将外国的商品引进国内，其中的利润之巨大可想而知。便利的运输条件加上沈万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冒险精神，使得他以极短的速度聚敛起了大笔的财富，迅速成为了“资巨百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严格考核，用人不疑
成为了富可敌国的“江南第一巨富”的沈万三在用人管理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人才的选拔、考核以及使用。
沈万三发家之后，不断有人慕名而来，准备投靠于他。对于掌握着庞大资产的沈万三来说，有人投靠于他本是好事。但是如何对这些人进行考察和评价，做到人尽其才却让沈万三颇为头痛。在沈万三看来，每一个投奔者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长与能力，有的会吟诗，有的会管账，有的曾经当过兵，上过战场。这些人都希望靠着自己的本事在沈万三这里谋求发展。但是，沈万三所需要他们的，却不是这方面的能力。
当投奔者来到沈府之后，沈府就会派专人出面接待，然后让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展示自己的特长。然后，沈万三会根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安排在沈府做事。新近加入沈府的人会很小心地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但等过了几个月之后，当他们已经成为沈府的“资深员工”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流露出本性来。这时候就会有人在沈万三的指使下刻意去接近这些人，与他们交朋友，拉着他们去喝酒。那些自我控制力不足的人往往就会酒后吐真言，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来。喝过了酒之后，沈万三会让人带着他们去花街柳巷，看看这些人好不好色。如果这些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的话，沈万三便会在的心里给他们盖上不可以信任的图章，从此将他们打入另册，不让他们接触到自己的核心利益。
这些人还要面临第三轮的考验，这一次，沈万三布下了一个赌局。喜欢赌博喜欢刺激是人类的天性，无论一个人是否好赌，但有机会总是会去赌一赌的，沈万三自己当年发家，也是因为他敢在海运上面赌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沈万三的心里，真正值得信任的人不仅要有足够的意志力抗拒赌博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被考察者还要通过这一关证明自己的直觉判断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被考察者看不穿这是一个考核的话，他是几乎不可能抵挡得住试试手气的想法的诱惑的。
民间传说，沈万三针对人的欲望设下了这三轮考核，但是，数年时间都没有一个人能够令沈万三完全满意。后来，终于有一个人通过了沈万三的考核，这个人貌不惊人，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花匠，而他之所以能够进入沈府也是由于他善于种植花木的缘故。但是，对于这个花匠，沈万三知道他绝不止善于种花而已，在沈万三心里，对这个花匠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的。
后来，正在前线与元军交战的张士诚秘密遣人来到南京，向南京富豪请求资助军费并运往前方战场。推翻元朝的统治，这是沈万三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但是，出资可以，运送却难。要想找一个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把巨额的银两，穿越元军与各方面的武装势力的控制范围安全地运到义军大营的人，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时候，沈万三想起了老花匠，就决定让他去走一趟。当时就有人反对说，那个老头老得路都走不动了，怎么可能做得了这样的事？还有人说，把这么多白银交给一个老头，他要是私拐了银两，逃跑了怎么办？但是，沈万三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第二天，老花匠就押送着巨额银两出发了。三个月后，老花匠将银两安全地运到了义军大营，送完银子之后，老花匠本人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沈府。
这个故事来源于野史和民间传说，无法断定是否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万三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做事情的方法。一方面，他多疑，另一方面对于他信任的人，却又不存丝毫的疑心。也正是这些特质铸就了沈万三前半生的辉煌。
插手政治，为家破人亡埋下祸根
沈万三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把财富积累到顶峰之后，便开始把眼光从市场转向了官场，开始插手政治，走上了那条险峻的红顶商人的不归之路。
元朝末年是一个群雄四起动荡不安的时代。张士诚，泰州人，这个名字至今还被江浙普通老百姓挂在嘴边。他青年时代以贩卖私盐为生，后与兄弟起事攻泰州，破兴化，占高邮，趁着元末天下大乱的“革命”形势，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成为了元朝末年颇有实力的一路诸侯。1365年，张士诚把平江府改名为隆平府，正式登基，过起了当皇帝的瘾。
当上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的张士诚心知肚明，自己这个皇帝的位子，这个“大周国”虽然名号响亮，但实则脆弱得很。如果没有以沈万三为首的那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头支持张士诚，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才有了张士诚的今天，以至于在当时流传着“友谅最桀，士诚最富”的说法，“友谅”指的是陈友谅，而士诚自然就是张士诚了。所以，张士诚也一直信守着他当初起兵时的承诺，不管沈万三这样的大地主大商人有多富，他都不去动他们一根毫毛。而对于沈万三来说，这种官商结合，给沈万三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而他的政治伙伴也心存感激，使沈万三在乱世之中获得了相对安稳得多的赚钱的环境。
后来，当过讨饭和尚的朱元璋的势力日益壮大。他攻打苏州时，张士诚依靠苏州城的兵精粮足，城池坚固，固守苏州达八个月之久。张士诚之所以能坚守苏州这么久，多半得益于以沈万三为首的苏州富豪在财力上的支持。
但是张士诚这个人目光比较短浅，最终还是被朱元璋消灭了。朱元璋对苏州富民及当地百姓怀恨在心，出台了一系列的报复性政策，而沈万三的事业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发家感悟
沈万三的一生的确极具传奇性色彩，也难怪民间会流传着如此之多的关于他的传说。可以说，沈万三这一生就是赌徒般的一生。
他成于赌，他敢在海运这个极具风险性但也利润极高的行业当中堵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赌赢了，因此他成为了江南第一富商，拥有了就连一国之君朱元璋都为之眼红的财富，他发家之速使得老百姓误以为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凭空生钱的聚宝盆。
但是他也败于赌，他发家之后涉足政治，但是他在政治领域的眼光显然远不如在商业领域。结果他站错了队，他选择支持张士诚，但张士诚最终被朱元璋消灭了，这也是他日后屡次受到朱元璋的打压的直接原因。而后来，虽然沈万三百般讨好朱元璋，朱元璋还是找了个借口抄了他的家，把他流放到了云南，令他客死异乡。
3.伍秉鉴——国际贸易促成的世界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便是其中之一，与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并列，而伍秉鉴也是这6个入选的中国人当中，唯一一个纯粹的商人。在伍氏怡和商行的巅峰时期，伍秉鉴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一个商人之家竟能有如此的风光，这在中国古代绝对是极其罕见的。
背景身世
伍秉鉴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为了封锁台湾而施行海禁政策，任何商人都不得出海经商。伍家是经商世家，当康熙末年康熙皇帝开辟广州作为大清国唯一一处通商口岸之后，伍秉鉴的先祖于便从福建老家移居广东，借助广州所享受的政策优势做起了海外贸易。事实上，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商人的命运都是随着政策的改变而起起伏伏的。生于封建集权统治最为稳固的清朝的伍秉鉴自然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他一生的商海沉浮并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操控，哪怕在经商才华方面，他也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当中最好的。
发家秘史
广东十三行与伍秉鉴的崛起
清代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极具实力的商业群体：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广东行商。山西晋商因为一部名为《乔家大院》的电视剧而名声大振，成为了现代的经商者们学习的楷模，而这三大商业群体当中，广东行商恐怕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但就是这个被忽视的商人群体，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当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广东行商又称“广东十三行”。1684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但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1686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13家商行便被称为“广东十三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十三行”变成了一个统称，所指的也已经并非是最初的那13家商行，而是成为了清朝时期在广东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行的总称。这些商行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四家，“十三行”只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罢了。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日，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可以说，“十三行”是当时清王朝的“外贸特区”。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经营，十三行得以迅速繁荣起来。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富商。
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可用“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来形容，据地方志记载，1822年，十三行集中的那条街上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形成了一条壮观的由十三行中的银子汇聚成的河流。这场大火总共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而这些财物只不过是“十三行”财产当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由此，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十三行”当年是多么地富有。
在盛极一时的“广东十三行”中，为首的四大商行最为富有。这四大商行分别是：潘启官的同文行、卢观恒的广利行、伍秉鉴的怡和行、叶上的林义成行。而在这四大商行当中，最杰出的则是伍秉鉴的怡和商行。
怡和商行成立于1783年，创办人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国莹不仅仅创立了怡和行，而且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同怡和商行一起被他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了过去，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中对于伍秉鉴是这样评价的：“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怡和行的业务。伍秉鉴是一个远比他的父亲出色得多的商人。自伍秉鉴接手以来，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怡和商行的资产开始呈指数增长，很快成了全广东最大的对外贸易商行，而伍秉鉴本人也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
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东印度公司、英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怡和商行最鼎盛的那段时间，伍家与英商、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如此巨大的营业额竟然是由一个封建社会时代的家族式商铺所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