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春山走后，傅作义凝视着月份牌上的蝴蝶。他受蝴蝶的启示，自是偶然的事，但这却使他受到鼓舞和自慰。如果说太阳的光芒普照大地，是逐步将光射到地球上的，海水波涛是由低一浪到高一浪而起伏的，那么傅作义的思想，不是直线上升而是螺旋上升的。对于旧的一切权势、名位、军队、地盘，他是难于一下抛弃的。那种十分难以自处的特定环境和苦恼的心理状态，使他心急如火。他需要至交厚友，为他排难解纷。
正好，盟兄弟马占山来了。他的性格豪爽，一进门就大声喊道：“宜生，你怎么办？”
傅作义没有立即表示态度，只说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已经派出周北峰作为正式代表出城。
“长城挡不住东北共军，聂荣臻把你的嫡系主力消灭了。北平陷于重围。你该拿、主意啊！”
“大哥，叫你说，我就没办法啦？”傅作义说。
“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看你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为你分担苦恼，出点点子。你看好不好？”马占山说。“好。”傅作义完全同意。原来傅作义和邓宝珊、马占山是至交厚友。有人说他们是拜把兄弟。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派吴铁城到沈阳拉拢张学良，阎锡山派傅作义到东北游说张学良，那时傅结识了马占山。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派傅作义死守太原城，傅当时是国民党第三十五师师长，该师损失极大，傅逃出太原，收集残部不到2000人。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3人联名电蒋介石，请委傅作义重任。蒋令傅扩充军队，委任傅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开往河套。后来，傅为第十二战区长官，马占山是副长官，邓宝珊是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的军团长兼新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们之间来往密切。论资历，邓宝珊是长辈。他是甘肃省天水人，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6年在陕西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8年他和胡景翼先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创立靖国军，响应护法运动。1924年他参加冯玉祥先生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是国民党军夙将，很早他就任过国民党甘肃和绥远省主席。双十二事变中，他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幕后奔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人们说他是国民二军的小诸葛，轻裘缓带的羊叔子，武备文宗的郭汾阳、排难解纷的鲁仲连。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驻军榆林，赞同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友邻关系。他每次到延安，都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正是因为邓宝珊与中共关系密切，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因此，他欣然接受马占山的建议，派人接邓宝珊来平，作为他的代表，同解放军进行第三次和平谈判。
邓宝珊飞抵北平，刚下飞机不久，听说要他马上出城和谈，他非常着急，立即抓住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说道：
“太仓促！太仓促！我对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怎么谈判？”
李世杰刚要介绍和谈情况。邓宝珊却又开口问道：
“我提几个问题，你回答我：第一，过去我与中共有关系，可现在我是华北‘剿总’副司令。出城后，共军把我扣起来怎么办？第二，我认为和谈的条件是适合的，但回来大家不接受怎么办？第三，我是作为代表出城的，咱们的最低条件是什么？”
还没等李世杰回答，邓宝珊又急切问道：
“这3条必须妥为研究，可是傅先生什么也没谈，让我明天就走。我不能糊里糊涂地就走。必须考虑考虑。，你的意见如何？”
“共军绝不会扣你。你在北平名义上是‘剿总’副司令，但实际上等于一位客卿。共军不会把客人扣下，过去毛泽东和你有交往，现在又有欢迎电报，我看对此不必顾虑。第二条关于和平条件，你顾虑的是穿呢子制服的（蒋系部队）不服从，我可以相机和他们谈谈。黄翔、廖博是陆军大学同学，他们认为不应当打了。至于驻平的察绥部队是绝无问题的。第三，作为傅先生的代表，我认为还应以过去谈的为基础。此事，你再和傅先生研究。”
当晚，邓宝珊和傅作义又作了极为深入的密谈。
“过去和现在，我都是反动的，都是与共产党解放军为敌的，今日响应和平解放北平，可以受到中共宽大和优待，这是战时政策。将来正式成立政府，这项政策，会不会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将来另订新的政策，还要追究旧日的责任？例如作为战犯或反革命而加以惩处？”傅作义虽决定由毛虫化为蝴蝶，但对此问题思想反复，总是放心不下。他继续说，“何况，所属文武官员，怎么安排出路，我一个人两肩担不起来呀！因此务请大哥帮助兄弟排难解纷。”
“依愚兄观察，战争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取胜的。资本家经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低进高出，随机应变。作为军人和政治家，何尝不如此？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深知中共说话是算数的。”邓宝珊向前趋近，倾吐肺腑之言。他说，“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中国。他们胜利后建立新政权，必然要网罗人才。古代开明的帝王懂得为官择人、惟才是举，苟不才、虽亲不用，如有才、虽仇不弃的道理。曹操还能唯才是举，选贤与能，中共以解救天下为己任，当然要选拔人才！”
傅作义静静听着邓宝珊的话语，频频点头。
“老弟，你或许也知道，不过，我还想告诉你。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他说过，他是前半生军阀，后半生革命。”邓宝珊进一步举例说明他的多日观察，“远的，在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共，二十六路军赵博生率部起义，后来不都成了工农红军的将军吗？近的，在长春的云南部队曾泽生率部起义，都改编为解放军了。曾泽生仍任原职。”
“有人向我建议，作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要提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即由中共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国民党人士，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由我指挥的部队和解放军共同维持治安，保卫和平。建议人说，这是为了缓和国内战争，防止国际战争的暂时办法。将来如何，看局势而定。国共如能合作，就成立联合政府。大哥，你看这个建议如何？”傅作义说。
“我看这个建议不怀好意。是拿你垫背的办法，烤你。谁出的这个馊主意？”
“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蒋介石政权覆没的关头，美国要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过去有各国干涉俄国十月革命的先例。”傅作义说。
“这是胡扯！时代不同了。有人提出走中间道路，在国共之间搞中问路线，行吗？有人提出以长江为界，在中国搞南北朝，可能吗？”邓宝珊锐利的眼光，直射到傅作义的脸上。其实傅作义对这个问题早已考虑过，只是不忙着表示自己的意见而已。
“美苏到底能不能打起来？”傅作义终于开口了，听蒋介石国民党多次宣传，他是有些敏感的。因此，他又说：
“昨夜，我请教过一位教授，他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更加惟利是图，双方争夺殖民地，原料，市场，才会打仗。因政治原因而打仗的很少了。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和神圣同盟，不会再发生了。”邓宝珊喝了一口茶，站起来，在室内走动了几步。傅作义的眼光一直随着他转动。邓宝珊突然转过身来，两人眼光相遇了。
“老弟，我认为这位教授说得有道理。根据美蒋条约，美国在华利益目前尚无足轻重，纸上谈兵。美国为这点利益发兵，是不合算的。赔本的买卖他是不于的。现在他出钱出武器，蒋介石出人，打了败仗，难道他还会出兵吗？1919年帝国主义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占领西伯利亚好多地方，结果如何？不是也开了各国干涉革命失败的先例吗？”
“你说的道理，我似懂非懂。最近小女也给我分析过形势，说过中共的政策，要我和地下党联系，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她讲的，没有这么深。”傅作义搓搓手，咬着火柴棍说：“大哥，说实在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失利，我曾想用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后果如何，吃不准啊！”
邓宝珊仔细听了傅作义的心底之言后说道：
“社会上有战、和、走3种传说，我是知道的。有人对我说，国共之争胜负已经定局，战下去，只有愈战愈惨，最后输光。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具体到傅先生，走则是下策。西退察绥，孤军无援，可以苟安一时，终必坐以待毙。南下江南，别人可以，具体到傅先生，兵带不过去，赤手空拳，能否喧宾夺主？将帅无兵，谁能再予重视？况且，祖国统一，深人人心，南北朝的局面，在20世纪不可能重演。长江已不是天险，随处可渡。划江而治，势不可能。听说南京呼吁国际调停，等于落水呼救。英、法、美、苏各有本国利益，绝难协调一致，谁肯舍身救人？马歇尔一面调停，国民党一面进攻，如果再有调停，共产党不会轻易置信。恐怕不等调停人到场，已遭灭顶之灾。”
“和呢？”傅作义问。
“那个人说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目前谈和也不容易。南京提出光荣的和平，中共不会接受。局部和谈，或有希望，但需要大智大勇，也需要审时度势，切忌轻举误事。”邓宝珊说。
傅作义走到邓宝珊跟前，两眼望着邓宝珊饱经风霜的脸，意味深长地说：
“你是大哥，阅历比我多。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你相信不？可我，相信这是事实。我正处于这个难关啊！这些日子，我的心是提到嗓子眼过的啊！”
“中共要的条件如何？”邓宝珊看着傅作义愁容满面，知道他焦躁痛苦，不是一般言语所能安慰的，便直截了当地问道。
“起义或者投降。”傅作义把周北峰带回的双方和谈纪要，递给邓宝珊，说，“大哥，你看看，我戎马半生，未曾战败，目前虽然被困，北平仍拥兵40万，不和不战而降，这岂不是身败名裂，千古罪人？再说，不允许我保持军队，今后就什么都完了。蒋系部队一些高级将领，也不会俯首帖耳听从命令。你我是知己，你和中共有多年的交往。因此，特地请你来，帮助我渡过这个难关。”
邓宝珊看完了周北峰带回的纪要，说道：“本月（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南京政府也提出了条件，与中共和谈。我看和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一条光明的大道。顺应潮流的人，决不是千古罪人，更不会身败名裂。这个纪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你们考虑的，要保持军队，我看难以实现，中共绝不会允许，对于蒋系部队部分将领要求去南京的，可以网开一面，让他们走。”
“唉——，事情难办啊！”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可以作你的代表，出城谈判。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符合你的想法，保住面子。否则……”
“大哥，我听你的。你和中共是有面子的。希望你能尽量争取一下，不是为我个人，我身后还有跟我多年的弟兄们啊！”
邓宝珊同情地点了点头。沉默良久，没有说话。傅作义斟了杯热茶，递到他手上。邓宝珊饮了口茶，长吁了一口气，感情激动地说：
“我是甲午战争那年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我多年来希望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凌辱。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决心和欣慰。”
“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和决心。”傅作义说。
“抗战期间，我驻军榆林，每次到延安，毛泽东都亲自和我交谈……”邓宝珊说。
“他常写信向你致意吗？”傅作义问。
“我记得，1944年12月22日，他给我一封信，实际是总结抗战经验的，信短意赅。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邓宝珊还没说完，傅作义急着插话：
“大哥，你要谁陪同你出城和中共谈判？”
“周北峰带路就可以了，不必多带人。”
“老头子（指蒋介石）耳目多，别人问你，就说来平商谈防务。”
傅作义关切地对邓宝珊说，他最后下定决心要从毛虫变成蝴蝶了。
恰在此时，他听到陕北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消息，把他列为战犯。他非常气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