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太原城的前夕，彭德怀已经开始考虑西北战场的作战部署了。
他在1949年4月23日致电中央军委称：“太原战役发展甚速，已歼敌13个师，我伤亡约5000，24日拂晓攻城，如无意外过失，当日可能攻下。得手后，十八兵团拟位于徐沟、榆次整训，准备从陕西潼关线渡黄河。十九兵团、七军拟位于太谷及其以南休整，准备从荣河、韩城线入陕。二十兵团（杨成武同志）希望同往。如3个兵团全部入陕，估计今冬可占南郑、兰州、西宁，相机解决宁夏。明年分两路人川入疆。惟看守绥远、攻取大同、巩固华北，似嫌兵力太弱。可否以杨成武部一个军和姚喆、王平两部共约四五万人，暂归唐延杰、李井泉统率，担任上述任务，杨成武率两军入陕……”
中央军委同意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于休整后，分两路入陕，但留下杨成武指挥的第二十兵团，由平绥路开往平津，保卫国防。攻克“反共模范堡垒”太原后，大同敌投诚。安阳、新乡等孤立据点，也被拔除，华北全境解放。唯有绥省，野战军未派一兵一卒进入。因此，这个省局势动荡不安，各种势力在较量斗争。
1949年1月21日夜间，傅作义的战将、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床上听到广播《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条文，彻夜未眠，思想起伏，既兴奋又焦急。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绥远怎么办？”他感到空虚，没有依靠。
于是从床上起来，坐在灯下，得不出答案。最后，他抓起电话机，向华北“剿总”提出要求：“明天派飞机接我到北平去。”
次日，他一下飞机，就到中南海见傅作义，想问个究竟。可是傅作义一见他面，就批评：“这么忙乱的时候，你来北平干什么？”
“正是这个时候，才要来看看你……”董其武说。
“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和你谈谈。”傅作义略微向前趋了一下身体，望着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严峻地说：“我为北平和平解放，准备了三个死。我坐北平中南海居仁堂皇帝的宝座，如坐针毡，日夜不宁啊！”
今天，董其武看傅作义讲话神志、语气和说明，顿觉这是英雄面临着新的抉择。
“我不是无路可走！也不是不能走！”傅作义站起来，用昔日指挥作战的口吻，踱着步子说道，“蒋介石先后派了何应钦、蒋经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劝我大军南撤，并任我为华东南军政长官，这些，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去！”
董其武确实听说，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刚结束，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傅作义前往参加。这时蒋家小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中，蒋介石想借助华北傅作义指挥的部队，挽救败局。于是派何应钦到机场迎接，并且到住所摸底劝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董其武不再去追思考虑，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绥远怎么办？
“总座，今日绥远的路子如何走？”董其武把他最关心的问题，从心底涌出来。
傅作义早料到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急不慢地用加重的语气回答说：“其武，现在大局已定。北平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顺乎潮流，它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想得到具体的指示，静静倾听。
傅作义接着说：“你回去先告诉咱们的军官，抗日战争时，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那时是对的；现在不行了，也不能这样做了。全国很快就要被共产党解放，除非把家属送到国外，否则，你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走人民的道路了。”
“绥远怎么办？北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提绥远呢？”董其武问。这是他最关切的问题。对于什么是人民道路，他并不理解，正要询问，就听傅作义说道：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接见了我。在座的还有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陶铸和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我问毛主席绥远问题怎么办？他说：‘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来解决。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你们慢慢做好内部工作，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你觉得什么时候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这样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我们叫做绥远方式。傅作义先生这次做得很好。我们所说的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都是在傅先生你统辖的范围内进行的。”’
董其武点头说：“这叫绥远方式起义吧！”
“是。这么忙乱，你赶快回去吧！别出问题，绥远就靠你啦。”傅作义说。
两人密谈一夜，次日，董其武赶回归绥城。
他一进办公室，就询问各方面情况和思想动向，他感到问题十分复杂，对绥远的前途，不敢轻易表态。他听说，有人认为蒋介石有美国支援，决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宁跳黄河也不跟共产党走。还有人说，董其武脚踏两只船，他到北平去，葫芦里装了什么药，倒出来叫大家看看。总之，有人赞成用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有人反对，这两种人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对北平和平解放认识不清，疑虑，甚至有误解。他自己最初不是也不理解吗？虽然，他到北平，傅作义和他谈了些知心话，但对外怎么说呢？什么是人民道路呢？具体内容、方法如何呢？他也说不上来。
正好，北平《人民日报》和绥远《奋斗日报》都刊登了傅作义将军起义文告。董其武拿着两报，仔细对照标题、排版，看了又看，他感到傅的文告恳切明确，说出了肺腑之言。他看后，心中十分喜悦，不禁喃喃自语：
“啊！这就是傅先生说的，走人民道路啊！原来过去戡乱都错啦，现在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过去我们说替人民打仗，实际上是摧残压迫人民。在乡村是给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给特权豪门和贪官污吏保镖，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而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一切为了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能够成功。无怪乎许多正直的人，有为青年和学生，纷纷奔向共产党，原来这就是人民的道路呀！”
董其武放下报纸，心胸豁然开朗，他组织绥远全省革新委员会，成立革新学院，改进报纸宣传，设立督察处，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统一思想。他向高级军政官员说：“自北平和平解放以来，全国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在华北攻克了太原，南京政府已溃逃到广州。事实证明傅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毅然走上了和平解放的道路。我们要跟着他走。”
可是一讨论，还有人对起义表示怀疑，有顾虑。有的说：“这是投降，这是赤化。”甚至怒气冲冲，表示要动武。
董其武最后说：“和平起义，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自己好。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展望全国，看清形势，问题就解决了。切勿徘徊，贻误时机，自找苦吃，勿谓言之不预也。”
话这样说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董其武找他的智囊人物——绥远省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卢健飞商量。
卢健飞说：“目前形势，拖为上策，和为中策，走为下策，战为下下策。如与共军作战，以绥远这点兵力，是以卵击石，故为下下策；走，后方地盘，各有其主，国民党军队也在逃，走到哪里是归宿？何况，蒋介石排除异己，走，是走散，我们的士兵都是绥远人，不见大青山就哭；和，也就是投降，到底如何？能否自保？却成问题，因此是中策；拖，静观时局的变化，美国能让他在华的利益全丢了吗？因中国问题，美苏可能开仗，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共产党能否让我们拖下去呢？”董其武尖锐地提出问题。
“那就看我们能否善于应付了。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以和的姿态，达到拖的目的。”
董若有所思，再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他听说中统大特务头子、伪华北“剿总”军法处处长张庆恩，从北平逃来绥远，阻挠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卢健飞问张庆恩：“国民党是否还有办法？”
张庆恩说：“有办法，台湾军队还没有拿出来。”
“此时不拿，尚待何时？”卢健飞又问。
“还没训练好，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用上了。”
张庆恩这些谣言，特务们如获至宝，跟着吹冷风，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了，国际志愿军要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了很多军队，还没拿出来。有的特务更明目张胆地破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说什么“和平就是投降，投降就是投死。”一个高级军官也跟着对军官们说：“和平就是投降，投降就得把军队交．出去。军人没有军队，还不听人摆弄？与其这样不如早起来干。干不了上山也比这强。”
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辞亲别子，惊慌离乱，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把过旧历年包好的饺子，也丢在路上了。
绥远省的老百姓听说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莫不拍手称快，他们听说解放军的代表要来了，高兴地说：“这可好啦！和平的人来了，年轻人不必留胡子冒充老汉躲避抓壮丁了，以后的日子看好啊！”以董其武将军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坚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上层进步人士张钦等发起了“和平呼吁书”，600多名蒙、汉、回等各族代表和开明人士，联合签名，拥护绥远和平起义。
一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势力，听说绥远省代表和中共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决定不走了。他们才长叹一口气，说道：“唉！打不得，走不得，拖也是受罪，不如和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