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番曾说，如果用“吨”来衡量，美国经济比百年前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显然，物质“硬财富”已经不是当今财富的主流形态。同样，如果用“吨”来衡量，中国经济总量早超过美国若干倍了——这究竟象征着“富有”还是“落后”呢？
软财富时代企业家应该扩大制造业硬财富，还是创造更多软财富和软价值，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呢？
人类财富的历史，从土里刨食，到加工地球资源，再到用自身的思维和服务创造出辉煌的非物质财富，其间财富总量的膨胀亿万倍。而这些财富的创造既有长时期的线性积累，也有关键阶段的的财富革命——每一次财富革命都使人类的财富创造能力都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伴随着创造财富的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财富流向与分配规律的天翻地覆，老财富巨头无可奈何的衰落和新巨头的纷纷崛起，以及人们财富观念和思想对旧财富观的不断突破。
从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革命，到重农主义抑制硬财富
《拾遗记》记载，一天，一只鸟衔着一棵五彩九穗谷，掠过神农氏的头顶。九穗谷掉在地上，神农氏见了，拾起来埋在了土壤里，后来竟长成一片。他把谷穗在手里揉搓后放在嘴里，感到很好吃。于是他教人割掉野草，开垦土地，种起了谷子。然后神农氏又一样一样尝各种植物，找出能吃的植物的种子，最后从中筛选出菽、麦、稷、稻五谷，后人尊他为“五谷爷”、“农皇爷”。
神农氏教人种五谷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不可考证。但是，人类发明农业的过程大致如此。大约在一万年前，长期从事采食和狩猎的人类逐步发现并开始利用一些动、植物的繁殖规律为自身提供食物，种植业和养殖业就此诞生——这种以地球表层生态环境为基础、利用物种繁殖规律获取财富行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革命，我们把它称为“生态财富革命”。
在生态财富革命之前，人类主要利用纯自然生态条件进行采猎活动，一两个人在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狩猎和采集也未必能够保障温饱；生态财富革命之后，一两亩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人类财富总量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当然，生态财富对于地表环境是高度依赖的，漫长地质运动所造就的肥沃土壤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那些土壤肥沃、可种植或养殖的动植物种类繁多的地区，逐渐聚集了密集的人口，创造了巨大的农业生态财富：从波斯湾到底特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穿越黎巴嫩、以色列的“肥沃新月”地区，人们种植大麦、椰枣、油橄榄、柑橘、葡萄等等；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人们种植小麦、稻谷；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人们种植玉米、土豆；在撒哈拉沙漠以北尼罗河流域，人们学会了种植大麦、小麦、棉花；在南亚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人们种植大麦、 小麦、水稻、豌豆、甜瓜和棉花、芝麻、椰枣等。各地区的农产品互相传播，农产品越来越丰富。
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地带是农业生态财富的摇篮，生态财富的聚集地带会随着人口的增加偶尔推进到高原和山间谷地。数千年的财富拓展使地球上大部分的大河冲积平原都已成为人类农业财富的聚居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形成了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中东幼发拉底河、底特里斯河两河流域则形成了古巴比伦的农业文明；围绕着印度河、恒河产生了古代印度的文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则形成了古埃及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在财富上的领先地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从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华文明的夏商周，到汉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直到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等，同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民族国家，处于农业和牧业混杂的时代；而北美洲、南美洲、澳洲等区域仍然处于人类文明的荒蛮和史前时代。
由于所有的财富来源都局限于地球表层土壤有限的平面空间，所以生态财富时代的财富创造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叫做“土里刨食”，而由于动物和植物的繁殖无法摆脱自然生长规律，所以人类的财富总量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其本身存在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不足以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那么财富增长的过程就会逐渐放缓，文明也会随之衰落。翻开历史画卷，当两河流域的地表生态环境逐渐沙漠化，古巴比伦就迅速走向衰落；而地处温带的中国的可开垦的新耕地面积也在逐渐萎缩。
与农业财富时代相适应的财富观，叫做重农主义或农本思想。比较典型的说法叫做“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然而，当农业帝国的疆域不再能够继续开拓，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上述农本思想就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寻求新的财富形态的步伐。
大约从16世纪开始，除了美洲、澳洲等未发现的新大陆之外，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口数量的上升首先导致耕种范围扩展到灌木丛生的荒野，于是荒野被开垦；然后拓展到森林，森林被砍伐；然后拓展到沼泽，沼泽被排干；拓展到海洋，海洋被填造耕田”。[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第13页，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而在东方，大约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疆域就基本上不再扩大，即便有新的领土开辟，得到的往往不是良好的可耕地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的家庭手工业开始不断发展起来，大批农业人口到城里寻找工作，或者做佣人、做僧侣，或者参加军队，积极寻求新的地理生存环境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最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
而在东方，中国的农本思想却严格抑制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比如在中国明朝、清朝，不但长期重农抑商，而且直到清代仍然沿袭着秦始皇创建的省、郡（府）、县三级行政管理制度和明代的户籍制度，人口被固定在一个个零散的村庄，人口的流动和社会分工受到极大抑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也不利于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结果，直至1949年，中国国内农业产值仍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
无独有偶，作为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法国，直到1856年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结果被原本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英国逐渐超越，
显然，曾经一度促进农业生态财富发展的“重农主义”思想在新的财富时代来临时如果不及时被抛弃，就会成为新财富革命的障碍。
从硬财富重塑世界版图，到摆脱“硬财富观”束缚
在生态财富时代，土地和人口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人类利用动植物繁殖规律的直接的体力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最终手段。世界经济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垦，种植业和养殖业技术的进步一点一滴的积累推动财富创造方式的优化和创造效率的提升，缓慢增长。每增加一个人、每开垦一块耕地、每发明一个新工具新技术，人类的农业产出就有所增加。在畜力、农具、肥料、耕作养殖技术相对发达的农业生态财富阶段后期，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才变得相对稳定。即便如此，有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或虫害也足以让农民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蒸汽机动力革命，使人类可以大规模地把煤炭和铁矿等地球深层资源转化为“硬财富”以蒸汽动力的应用为标志，不仅纺织工业财富成倍增加，而且轮船、火车等以煤炭和蒸汽机为驱动力的运载工具也逐渐取代了人力、马车。
19世纪初期，以电力技术的应用为开端，煤炭燃烧产生的热能、水流所蕴含的动能和势能、风能等都可以以电流的形态传输。不仅电灯取代了蜡烛，而且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铁路四通八达，电话、电报、留声机等通讯产业开始起步。电气化硬财富又一次改写了人类的财富总量、财富结构和财富形态。
20世纪中叶的石油化工业革命把人类财富和效用的来源拓展到石油和天然气等地球资源，化学家们从石油中分离出汽油、煤油，合成香料、染料和药物。化学肥料和除虫剂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石油、天然气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人类主要的动力和能量来源，人类衣食住行中直接、间接来自石油日用化工产品的比重甚至超过所有农产品的总和。
随着矿石、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风能、水流势能等自然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财富和效用，人类的财富来源终于跳出了地球表层生态环境的局限，超越了对动植物繁殖规律的利用——这种以地球资源为对象，以各种工具为手段，以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对各种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和深加工，创造出新的物质形态财富的生产方式，和以前简单机械地利用地球资源的财富创造对比就是“硬财富革命”。这种生产方式下，土地（地球）依然是“财富之母”，但人类财富来源却摆脱了地表生物繁殖规律，更多地从矿石、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非生命世界获取效用；从利用动植物繁殖规律，拓展到利用物理化学规律任意加工地球资源。
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这1800多年的历史中，世界GDP总量只增长了6倍。而当地球硬资源的能量被从“潘多拉之盒”中释放出来，能源和机械代替了人工，各种物理化学方法替代了动植物繁殖规律，彻底颠覆了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财富创造方式，第一次硬财富大爆炸使世界GDP总量在1820年－1913年这不到100年间，增长了4倍。
图：世界GDP总量的两次爆炸式增长
（这个图，一没有出处，二没有最近十多年的数据，需要更新一下。）
如果说生态财富的创造过程就是对地球表层土壤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由此造成森林绿地减少、耕地肥力递减、草原和牧场沙漠化，那么硬财富创造方式已经把地球变得面目全非了：硬财富革命降临后，人们仿佛一夜之间告别了传统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自然环境，迅速被各种水泥、钢铁、石油化工制品包围起来。
在硬财富时代，农产品以及源自农产品的食品、饮料、烟草、棉纺、毛纺等物质财富，只占社会物质财富总额比例的15%-20%；钢铁、有色金属以及以其为原材料的金属制品、机械制品、汽车、家电等占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比例超过30%；石油以及以其为原料的化工、化学、化纤、医药、电器、通讯、电子产品、文教体育用品等占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30%以上；源自煤炭、天然气、水电、水泥、玻璃等的消费品构成了人类物质财富比重的15%-20%左右。
硬财富时代，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全球范围占有“硬资源”，并在国内积累起最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无疑掌握了全球财富的主导权，最早领先硬财富时代的毫无疑问是英国。作为牛顿的物理学的故乡，英国诞生了最多利用牛顿定律改变世界的科学发明，珍妮纺纱机、蒸汽机、汽轮机等发明使生产力爆发式提高，而通过以武力为保证的海外贸易和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英国的工业原始资本积累快速积累，这都使得英国在19世纪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霸主。“日不落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覆盖地球上3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全球陆地面积的1/4，占当时殖民地总和的1/2，等于本土面积的100多倍。殖民地人口近4亿，相当于英国本土人口的9倍。
英国的财富霸主地位在新世纪开始时被美国取代。相比英国，美国拥有更为富足的自然资源，广袤的田野、森林、河流，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伴随着19世纪欧洲等地持续大量移民而来的资本、技术和人口，提供了美国工业崛起的所有条件。在19世纪上半期，工业硬财富生产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南北战争后的1871年—191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递增4.3％，1890年前后，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大部分的竞争对手，跃居世界首位。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5.8％。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战略物资的输出国，从而使其工业和出口进一步占全球的主导地位。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量的48%，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34%，达到财富的巅峰。
硬财富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福利，但也避免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尤其是硬财富制造大国的崛起，通常会引起全球性的“硬资源”紧张。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850年生铁产量达到229万吨，占全球生铁总产量的65%；钢产量和消耗量大约85万吨，占全球62%；煤炭产量5000万吨，占全球的73%。又例如，美国在1920年-1950年铁矿石消耗量占全球的67%以上；钢产量和消耗量占全球的67%，1946年达全球的75%；1950年煤炭产量5亿吨，占全球的50%[根据樊亢等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中的相关数据推算，具体数据见该书第485、486、487页。]。
为了突破上述“硬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是上述蒸汽机和煤炭能源的革命；第二次是人类基础能源从煤炭向石油的大转换。第三次能源革命以水力发电、核电、风力发电的产生为标志。如今，煤炭、石油和电力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能源。如果这三大能源的供应出现问题，通常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比如70年代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长期来看，“硬资源”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376亿桶，世界铜储量4.75亿吨。铁矿石储量为1600亿吨，储量基础为3700亿吨，铁金属储量为800亿吨，储量基础为1800亿吨。21世纪伊始，由于中国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上述“硬资源”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紧缺状况，价格都出现了成倍上涨。
在上游硬资源稀缺,价格上涨的同时，硬财富制造业还普遍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下游硬财富需求（硬需求）不足的问题。无论是纺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化工，还是汽车、钢铁、电子消费品等制造业硬财富的生产技术都很快普及，并且最终迎来供给成熟、甚至供给老化阶段，在完全竞争、过度竞争的情况下，这些硬财富制造业的利润率逐渐下滑，甚至最终走向亏损。
在上游“硬资源”价格上涨和下游“硬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下，硬财富制造业长期沉淀的庞大的固定资产——“硬资产”有时候却往往约束着它们的转型，结果，这些所谓的硬财富、硬资产，实际上成为软财富时代的转型负担——“负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