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业的兴起
电报作为近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咸丰初年开始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时人注意。
电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争结束后，俄、英、美等国为了利用电报这种全新的通讯工具，提高政令军情传达的速度和效率，加强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控制，不约而同地提出在中国铺设电线的要求，一时成为中外交涉中引人注目的焦点。
清政府在对电报电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使出了惯用的斡旋伎俩——“严正拒绝”。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借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下著名的《局外旁观论》，极力鼓吹全国应普遍铺设电线。清政府疑惧交加，密函封疆大吏商计对策，封疆大吏则大多持坚决反对态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铺设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福建巡抚李福泰更视电报为洪水猛兽，称其“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有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因势利导的观点。他认为，洋人如此“积极热心”，强行坚持不允其架线，其实无法阻挡。铜线花费并不大，与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举办。
从这一认识出发，李鸿章曾亲手破坏外国人在中国铺设的电线。1865年，英国驻华领事巴夏礼向李鸿章提出铺设淞沪电线的要求，遭到婉拒。英商决定先斩后奏，暗地在浦东自行铺设电线数十里。消息传来，李鸿章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密令上海县令动员乡民，乘夜拔毁所有英商铺设的电线。天亮后，英商看到昨日还林立路旁的电线杆，一夜之间踪影全无。因属私设，无从告官，徒落得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由于通讯工具落后，消息闭塞，战前仅从洋人那里风闻日本将攻打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通过书信与驻直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调兵事宜，用了一个月才初步确定作战计划，到调动士兵、起运轮船等准备妥当，已经整整过了三个月。军机迟误，注定了不幸的战争结局。这给沈葆桢极大刺激，使他从最初反对铺设电线，转而坚决支持李鸿章的主张，将电报比作万里长城，提出铺设福州-马尾-厦门-台南一线电线的建议。清廷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却未予以应有重视。加之当时风气不开，各级官吏并不了解电报的巨大作用，相反大多数人认为铺设电线发展电报，会让列强侵略更加便利；甚至有人危言耸听，指称铺设电线会断绝地脉、打扰祖宗清宁等。最终，沈葆桢东南架线的宏图未能实现。
正当清廷上下对电线铺设与否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列强加紧了使电报进入中国的行动。1870年，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之间铺设了电线。专事洋务之总理衙门消极应对，允许洋人铺设水线，却仍反对铺设陆线。
沈葆桢反对这种消极政策，认为既然抵挡不住洋人铺设电线，不如立足现实，自行举办电报事业。他积极呼吁李鸿章倡办此事，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州，洋人均设电报。国外信息尽在洋人掌握而我未知，尚可交代；然国内信息洋人尽悉而我不明，如何说得过去？
大北电报公司
1869年，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正式合并为新的大北电报公司。大北电报公司雄心勃勃，将触角伸向欧亚大陆。它首先取得沙俄政府的支持，打通波罗的海一线，将俄国与丹麦连成一片；继而买通日本政府，在俄海参崴铺设通往日本长崎、横滨的电报线；然后在未征得清廷同意的情况下，暗地铺设香港-上海-长崎的电线。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清廷信息不灵，还是在三年后“得知”了此事。其时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尚未竣工。南洋大臣李宗羲没有向大北公司提出抗议，反而希图借助英美等国的力量斡旋。但哪有洋人反对洋人的道理，英美都表示支持大北公司。美国驻上海领事西华说：“这是我们向中国提出这类要求的最好时机，目前中国没有美国的电线公司，我们出面为丹麦公司说话，也许比为美国公司说话更有力。”李宗羲“以夷制夷”的策略失败，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双方关于是否拆除已铺设电线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终达成初步妥协：原则上清廷答应大北公司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不准其他公司另设电线；大北公司则须为清廷提供一定的无偿服务，凡清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各省督抚的电报咨文，一律免除邮资。其中，大北公司提出“不准别公司在中国海边安设水线”的要求，隐含不准中国自办电报的阴谋。双方经过数月磋商，才改定为“不准别国公司”安设水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希望铺设从香港到广东的水线。从香港到广东铺设水线，权利应属中国。但弱国无外交，总理衙门同意威妥玛的要求，条件是只许在靠岸的轮船上引设线端。威妥玛得逞后又提出将电线引到沙面，其实就是将电线引到陆地。与其他办，不如自办。广东商人请求成立负责铺设陆线的华合公司，藉以抵制英国所设水线。英人眼看先海后陆的如意算盘要落空，立即表态愿与华商合作，提出九龙到广州的陆线归华商，香港至九龙的海线归英商。正当双方准备一展宏图时，不料民众成为架线的阻力。陆线铺到增城时，乡民将施工人员团团围住，毁坏了铺设的所有电线。华商铺设陆线计划落空，英商铺设的水线也屡遭破坏，倒是清朝广东地方政府成为最大赢家——成功阻止了英人铺设陆线。
在中外铺设电线之争中，闽浙总督李鹤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收受大北公司贿赂，一再上奏反对拆除英商已铺设的电线。当清廷批准自行铺设从外国人居留地福州南台到外国船舶停靠港口罗星塔全长19公里的水线后，他提出由大北公司承建，由丹麦人承担费用。同时批准铺设由福州到厦门的陆线，仍由丹麦人承建，且允其自建一条平行线路，竣工后两线均由大北公司管理。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当地华商纷纷要求将陆线收归国有；清廷同时收到沈葆桢等人严惩李鹤年的奏报，遂令其将陆线收回。李鹤年左右为难：一边洋人得罪不起；一边圣意难违。他四处派人大造舆论，鼓动民众反对铺设电线，结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自行铺设电线的闹剧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天津电报局
1877年5月，直隶总督李鸿章最终主持自行铺设了从天津机器东局至直隶总督衙署、长达16公里的电线，电报也即开通。李鸿章惊叹：“洵属奇捷，神奇可诧！”随后命于大沽、北塘炮台铺设直达天津的电线，自此号令淮军各营，顷刻回应。
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和上海等七处设电报分局，委派洋务精英盛宣怀、郑藻如、刘含芳、唐廷枢、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筹办津沪电报。与以往举办洋务不同，李鸿章创办电报最初采取赢利性的商办模式。然而不久，复改商办为官督商办。商人们自有苦衷：一是电报所经地段太长，只能靠官府之力保证线路畅通；二是电报所经多为军事要地，商务用途不大。
津沪电报局开办后卓有成效。特别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使其名声大振。李鸿章事后回忆：“当年朝鲜内乱，我能够及时调派南北水陆各营，多亏电报帮了大忙。其速度乃前所未有，总理衙门与我密商出洋使臣人选及南方要务军情，均可同步反映。”
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年—1885年），一条信息之龙由无到有，由短到长，在南中国海岸线上舞动。京沪粤新线成为近代中国电报业的主动脉，由南到北将整个中国联系起来，电报总局也从天津迁往上海。新线分官线与商线：凡连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有钱可赚者为商线，属电报局管理，如京沪、长江、京通各线；凡地处偏远，因军事需要而设，线路绵长难以赢利者为官线，属官电局经营，如山海关、旅顺等线。值得一提的是京通线，全长一百八十里，将京师与全国各地相连。
19世纪90年代，电报局成为规模仅次于轮船招商局的新式企业，业务遍及南北各省。李鸿章兴奋地说：“五年来，中国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总计一万多里，国家所费无多，巨款来自民间。当时正值法人挑衅，将帅报告军情，朝廷传达指示，均相机而动，无丝毫阻碍。中国自古用兵，从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来问答，朝发夕至，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举设电报一举三得，既防止外敌侵略，又加强国防，亦有利于商务。”
必须看到，李鸿章并非重商主义者，他举办电报的初衷不是振兴商业，而是加强国防，是希图借官商合力抵拒洋人，以免洋商染指中国利权。李鸿章担心电报局常年花费太过庞大，单纯依赖官方难以生存，且官方经营有与民争利之嫌，因主要采取了商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商人承办则使官方不耗巨资而尽收其利，减少风险性；官方给予必要保护和扶持，则可鼓舞商情，增强商人入股信心。
另外，以李鸿章为首自行举办电报事业，在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一方面需要引进真正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人借此干涉中国内政。
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大北公司作为在中国最早铺设电线的外国公司，技术不成问题；丹麦是欧洲小国，比俄、英、法、美诸强似更易驾驭。李鸿章与大北公司合作十分愉快，曾将御赐三等第三宝星颁发给大北公司主办恒宁生。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清廷将二十年海线专利让与大北公司，大北公司则协助兴办中国的电报事业。
自此，近代中国的电报业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