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在封建社会，功高盖主，会引起君主的猜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同样会被轻视。
李鸿章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度，既不会因为过于强大而让朝廷警惕，同时，又始终掌握着半私人化的淮军，让清政府离开了他不行。
这个道理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懂得。他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安排他回乡招兵，但李鸿章当时对带兵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两手空空回曾国藩处汇报：“无兵可招。”在跟随曾国藩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明白，要想在那个乱世有自立的本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当上海告急的时候，他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李鸿章通过自己的门生故吏关系，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淮军的组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求实效，是李鸿章做事的一贯风格，他知道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以及是否能为仕途打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战胜太平军。
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李鸿章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
李鸿章是务实的人，当他亲自见识了洋人的军队和武器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立马决定，学习西洋人军队的训练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立即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一直信心满满，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李鸿章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
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忽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淮军信心暴涨，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八月和十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
半年之内，三战三捷，李鸿章终于用实力赢得了尊重，也终于用胜利让自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之后，下一步，李鸿章扩展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
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
当时的苏松太道杨昉、吴煦等和李鸿章关系很僵。当时，南京城下，湘军战事吃紧，曾国藩要李鸿章增兵南京，李鸿章叫白齐文带领四千人的洋枪队进攻南京，白齐文去向杨昉领饷银，杨昉把钱挪用了，拿不出来，白齐文就叫士兵把杨昉狠狠地打了一顿。殴打朝廷命官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李鸿章上奏朝廷，革了白齐文的职，顺便参奏杨昉和薛焕在处理和洋人的关系上做得不好，解决了两个政敌。然后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五十个营头，约两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同样也会让人在政坛上站住脚。实力，永远是让别人尊重的最大资本。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解散了湘军，此时，淮军就成了清政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李鸿章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经由同乡关系的连接，以及李鸿章的恩威并用，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
而李鸿章也一直是清政府手中用来对付列强武力侵略的王牌。对现实的军事力量的把控，自然让任何想对李鸿章不利的人，都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