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认为："是否构成另一场革命运动，这主要是对他们活动的自发性、独立性的判断。如果群众的行为纯属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如果他们的要求大致可以纳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纲领之内，那么就谈不上第二个"文革""①。这样的分析判断标准，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四这就是说，要弄清是否在那10年中神州大地上存在"两个文革"，关键是要看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这里需要的是客观的确凿的史实，而不是基于政治偏见的耸人听闻的言词，也不是虚张声势、蛊惑人心的空洞结论。可惜，在这方面"两个文革"论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两个文革"论者，特别强调的是"文革"当中的造反派，强调造反派组织的特殊意义。他们认为造反派组织"已具政党形态，组织结构与共产党类似，有宣传部、政治部、组织部"；"各省造反派已发展壮大成有权、有人、有钱、有枪、有地盘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统一体的实力集团"；"文①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1996年8月号，第12页。
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如此等等。不了解情况的西方人也许会相信这些论断，但对亲身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论断离开历史的真实太远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山头林立，数不胜数，可谓多矣。但要找出一个公开声明不拥护毛主席，不赞成"文化大革命"，要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提出这方面的纲领要求的，则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也没有。例如，北京的五个著名的大学造反派组织："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从名字看就是非常革命的。他们都极力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和红色江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这哪里有一点反抗所谓"共产暴政"，"清算共党官僚"的味道呢？那么，当时不被中央文革小组承认，被排斥打击，甚至被打成"保守组织"，以至"反动组织"的那些群众组织是否符合"两个文革"论者的反抗"暴政"的条件呢？也很难找到。比如说，曾被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五一六兵团"，在其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1967年7月11日)中说："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反抗"暴政"有何相干？再说大名鼎鼎的"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也是公开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而且"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通告》的问题大概就出在把毛泽东思想限定在"1960年以前"，而有悖于林彪、"四人帮"所极力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在武汉"七二事件"中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百万雄师"又怎么样呢？据一份名为《百万雄师联络站关于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文件说：参加该联络站的57个革命群众组织的120多万人中，工人占48.14%，贫下中农占18.71%，红卫兵(学生)占19.12%，机关干部占5.07%，烈军属和街道居民占8.13%。其中共产党员占武汉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他们的实际活动又怎么样呢？当时，武汉军区曾称赞"百万雄师"有10大优点：1.大方向始终正确，矛头指向一小撮；2.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十六条》；3.对解放军始终信赖，用生命保卫解放军的安全；4.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5.能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6.有无产阶级纪律性；7.坚持抓革命，促生产；8.反对武斗，被迫自卫；9.成员多数是老工人、老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0.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这样的群众组织身上哪里可以找到一点反抗所谓"暴政"的影子呢？整个的群众组织反抗"暴政"难以找到，那么说某些人、某些"造反英雄"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吧？回答也很难令"两个文革"论者满意。以中国之大，人员成分之复杂，有几个反共分子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说哪位"造反英雄"是反抗"暴政"的代表人物，从他们当时的实际表现看却很难找。我们不妨具体分析几位当时声名颇为显赫的著名造反派人物。
先说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她是被毛主席称赞为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带头人，因毛泽东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声名远扬，一段时间里扶摇直上，不可一世，是新北大公社著名的"老佛爷"。她"对共产党不满"吗？否。她从小参加共产党，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在北京大学也是系的党总支书记。她不满的是，在四清运动中没有能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扳倒校党委书记陆平，反而遭到了批评，因而对中共北京市委有气。她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机，在康生之妻曹轶欧的授意下揭竿而起，但这里没有任何"反共"的味道。
五大领袖当中的另一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又是影响很大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的司令。他造反前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因反对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加的工作组被打击，又经周恩来出面给予平反，而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策划"智擒王光美"，开10万人大会批斗共和国主席夫人，率先奉命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共和国主席的示威游行，在天安门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轰动一时。他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忠心耿耿，指哪打哪。这样的人能说是"对共产党不满"吗？还可例举一位更年轻的，当时的中学生，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的卜大华。正是这个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亲笔回信，才使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掀起给全社会造成巨大震荡的风暴。后来，卜大华因"炮打中央文革"而一度被捕入狱。1968年到陕北插队，当了下乡知识青年。他曾有这样一段颇具代表性的回忆："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句"反修防修"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到了陕北农村，他感觉从"天上"落到"地下"，这才认识到搞"文化大革命"同"人民的愿望相差十万八千里"。上面例举的三位都是知识分子，仅讲他们似不够全面，那么就再举一位农民和一位工人的著名造反派为例，这就是全国闻名、因造反而青云直上的陈永贵和王洪文。陈永贵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带头造反的一位。他是真劳模，在大寨的艰苦创业中作过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积极响应号召，不但夺了县的权，而且夺了省的权，成为省革委会里的实权人物。他从农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位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要找他"对共产党不满"的事实，从思想动机到实际行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他为什么造反呢？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从县到省的走资派，铲除修正主义路线。
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而迅速飞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火箭式干部，是升得最高，官位最大的一个造反派代表人物。他为什么造反呢？因为确有不满。他本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因"手脚不干净"而在四清运动中遭到批评，结果使这位抗美援朝转业的年青干部眼看到手的科长职位泡了汤。因而他胸怀不满，怒火中烧，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在厂中第一个贴党委的大字报；又跑到社会上去搞串连，发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当上司令，成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所谓工人领袖，为飞黄腾达打下了根基。但是，王洪文的这种不满，只是对工厂党组织不提拔他当科长的不满；他发泄不满的目的，还是向共产党要官当。这同"两个文革"论者所说的不满所谓"暴政"性质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显然需要划清一条界限：对某些单位领导人的不满同对共产党整体领导的不满，对现实社会的某些体制和现象的不满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满，二者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二者是性质不同，不容混淆的两类事，这不但对研究者，即对普通人也是常识。凡造反者总有对现实社会种种不满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是什么。而不同的不满理由，也就决定他们造反的不同对象、方式和目标。例如，洪秀全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农民造反领袖。但他反对的只是清朝的皇帝。而非封建制度，虽然也草拟了《天朝田亩制度》，却不能贯彻实行。结果他领导建立的太平天国，并不能超越旧的封建制度，也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最伟大的造反者，但与洪秀全不同，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因而它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废除旧制度，打碎旧世界，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者，与上述造反者都不同。他们虽然也高喊"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造反的对象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反的目标既非改朝换代，也非推翻国家政权和打倒共产党，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虽然调门很高昂，规模很宏大，声势很凶猛，代价很巨大，但所要达到的目标实在很有限。"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多么著名、多么活跃的"响当当的左派组织"，也只能在伟大领袖圈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跨越雷池一步。
难道就没有一个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造反派组织吗？由于中国之大，也由于当时的群众组织名目繁多，形式庞杂，而至今尚缺乏充分周密的调查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不敢作绝对的结论。但就我个人接触和了解的情况而言，在"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各种造反派组织的成立宣言或纲领中，确实还没有发现以"反抗共产暴政"为目标的群众组织。无视这样的基本事实，而主观随意地夸大"文革"时期发生的某些个别事例，甚至歪曲或捏造个别所谓"史实"，企图用以改变已取得共识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正确结论，是不可能为亿万"文革"亲历者接受的，也只能是徒劳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10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此其一。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动机各不相同，行为千差万别，但总体上没有超出毛泽东划定的大框框，更没有人公开明确地提出任何独立于毛泽东的理论、方针之外的政治纲领和不同目标。此其二。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反抗和斗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反抗和斗争，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至随后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这种抗争成效卓著，功不可没，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这种抗争与反抗所谓"暴政"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这种反抗斗争从本质上说，是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此其三。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准确定性问题，是可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两个文革说"则偏离了正确方向，违反了基本史实，是不足为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