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同志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查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此信写于1月31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中央常委会彭真于2月1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3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6日，许告诉林，在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8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8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
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才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把这两句话删了，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1966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2月8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2月18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50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脁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1965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1956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1965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1966年2月3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2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2月6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1962年2月24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十)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