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革"对毛主席来说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一方面是轻举妄动，一方面是随波逐流。他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又没有力量造成一个新秩序，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在思想上也没有力量。后来只有语录了，而且语录也是自相矛盾的。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要安定团结，后来又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他没有能力来自圆其说。他提不出一个安定团结的纲领，也没有奠定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就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他引用了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是这样去了①。
前面说到邓小平的复出和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文革"中特别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历史决议》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很高的评价。它说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里指的就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所体现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段历史也有较多的叙述。这本书叙述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很快扭转了严重混乱的局势，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并指出这种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①这就是说，全面整顿的发展使邓小平同毛主席的矛盾加深、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加剧，最后导致"批邓"运动的发动。这好像是上述周总理主持的纠"左"活动被打断一幕的重演，但实际上这时的反"文革"斗争是更加广泛和深化了。
乔木同志对这段时期小平同志的工作的评价，是把它同"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他认为当时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两个口号，"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②对这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542页。
②《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48页。
段话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新时期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内容，在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已有了一些萌芽。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就拨乱反正的意义说，有的已不只是原样返回到"文革"前，而是有更大的突破，例如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就较之"文革"前的认识大为前进。即使如此，似乎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但这些都预示历史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中央领导逐渐把工作着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到阶级斗争上，"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同人民的联系减弱了。实现建设的重大任务，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需要，但是没有在党中央的领导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那种口号很难提出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要求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拿现在的话来说，人民要求不要折腾。拿老话来说，要求安居乐业。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在党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①。
"文化大革命"对人民来说是大折腾，是大灾难，根本无安居乐业可言，也不是人民的要求在党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问题，而是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行事。这①《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132页。
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尽管运动开头有相当多的人被卷了进去，但随着动乱和灾难的加剧，大批群众纷纷脱离而去，表示了对"文革"的很大厌恶和不满。这也是毛主席只能不了了之的根源所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一段时期实施的方针政策却立见成效，受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以至在发动"批邓"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此中缘由，就在于这些方针政策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这一短暂时期工作的成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国改革长久胜利的历史渊源，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深回味的。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就当时起草《历史决议》的时限而言)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文革"这一段，因此要注意着力研究，否则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议论。然而，这种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般地说，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研究者难免要带有对这场巨大灾难的愤怒情绪。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像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那一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乔木同志认为，写"文化大革命"史甚至比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还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①。
以下讲几点教训。第一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问题。
乔木同志指出，这是涉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我们自己亲手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不等于对它有充分的了解。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认识，有些已经认识了，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可能随后又发生错误的认识②。
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建立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毛主席曾多次论述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毛主席的重大贡献。但是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他的这些认识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估计中，阶级斗争不是愈来愈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阶级斗争逐步取代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党①乔木同志1980年7月7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②《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67-168页；第143页。
的工作中心。到"文革"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乔木同志说，按照那个"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又总是占主导地位，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这样的大解决。这么一个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简直不如资本主义。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那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希望？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呢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巩固社会主义，而是在毁坏社会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得混乱不堪，不成样子(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如此)。乔木同志认为，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它所掀起的社会动乱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②。而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革命的目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①《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67-168页；第143页。
②《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04页。
是"四人帮"所鼓吹的他们宁愿要的那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要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一切都谈不到。"富则修"是对社会主义的丑化，是对社会进步丧失信心的说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这只能主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达到，只能逐步地达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然要有合理的社会差别，害怕和取消这种差别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社会主义的灭亡①。
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很有锋芒，又十分深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既不能用阶级斗争来取代、冲击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也不能用对某种社会主义空想目标的盲目追求来代替着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实际努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②第二是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问题。
①乔木同志1980年8月13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以后二十年，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①乔木同志认为，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①《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3、265页；第264页。
倾向。后来中央实行权力下放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企业虽然实行了等级工资制，但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①。"文革"的极左更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劳动生产率锐减，人力物力浪费严重。结果是哪个地方"革命"抓得厉害，哪个地方的生产就下降得厉害。
"文革"及其以前"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乔木同志认为，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那只能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②。"文革"中反复地引用列宁的话说"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完全是断章取义。列宁说的是首先要取得政权和保住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首位。不能把这个意思绝对化、普遍化。恩格斯多次讲过，政治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政治挂帅不能保证不给经济造成损害。"文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种损害的巨大。既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那就不能提出政治挂①《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3、265页；第264页。
②《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20页；第214页。
帅，政治挂帅不能正确地表达政治跟经济的关系①。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就要找到能够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文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发展中不但没有找到这种合适的具体形式，而且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种障碍既来自那种人为地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也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的不合适的经济体制。这种错误观念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判定生产关系的优劣，而是按照空想的原则来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纯洁"。因此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这些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此相联系，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