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凉：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主要戏剧作品：《自烹》、《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月祭》、《留守女士》、《归来兮》、《股票的缘分》、《中国制造》、《正红旗下》、《陈毅市长》等。
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宝钢高雅艺术奖、佐临话剧艺术奖。
王毅：你当时是先在电影界演出了名堂，然后才回到舞台上的，是吗？
吕凉：也不是。我1982年（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统一分配，分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时在学校谈恋爱，对象分到上海人艺，我分到四川，一门心思想回上海，在四川也没人找我演戏。毕业分配时，我父亲去世，我回家奔丧。待分配的时候，潇湘厂有个喜剧叫《星，星，星》找我去做演员。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毕业后的第一个作品。在这个电影里认识了一个老太太，叫叶琳琅，是长影厂的演员。她知道我夫妻分居，老婆在上海。后来她知道我的对象在长影拍戏，就让我到长影跑跑龙套，也算是谈恋爱。这样我就到了长影。那时候上戏要招研究生，我就跑回四川考。转年研究生没考上，已经1984年了，依然回四川，还是没有什么戏演。1985年，上海换届，文化局、剧院也有了新领导，照顾夫妻分居，沾我老婆的光，调回上海人艺。但在长影拍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摄影，就是雷献禾，他把我推荐给长影副厂长宋江波。当时我拍的第一个男主角电影叫《城市假面舞会》。紧接着，演了《嘿，哥们儿》。我1986年调回上海，这两部戏1987年同时到上海首映。其实并不是因为出了名才调到话剧界的，而是同时发生的。
你后来在舞台上比较有成就的就是《留守女士》了吧？
这部戏后来让我得了梅花奖，在小剧场里还算值得一提的戏。实际上，你说我演过什么特别好的戏，也没有。也没有和特别大牌的导演合作过，拍过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霸王别姬》。舞台剧《留守女士》出名，也是因为得了梅花奖，而且当时那个历史原因，这样的社会问题比较容易引起社会轰动。其实我觉得从表演上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的。后来，演的角色都是缺一把火，缺一口气。
当时《留守女士》火到什么程度？
当时在上海首演是五月份，穿春秋装。连续演了168场，场场爆满，一直演到换装，换成冬装，改穿毛衣。那个戏火到买票都要托人、走后门，这从来没听说过，只有买火车票、飞机票要托人。有人找我要票，拿到票也要一个月以后来看。有一天刮台风下大雨，还来了大半场观众。1993年年底到北京演出，计划在北京演两场。结果第二天晚上就来了两场的人，全都挤满人。导演只好到外面跟挤不进来的人说，谢谢同志们，风格高的同志请让一让，等两个小时，我们后面再加演一场。当时那个场景很让我感动。
这样演身体吃得消吗？
有一股精神头顶着，不觉得累。
你觉得演的角色缺一把火，是剧本本身的原因吗？
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首先讲我本身形象的原因，我年轻时候很瘦、很难看，现在年纪大了长开点了还好一点。演主角真挑不起大梁来，当时也没有丑星当道，演的范围也不大，边边角角虽然也能发挥，但总觉得不是主角，撑不起一场戏。加上以前我一笑，人家都觉得是个有喜剧色彩的人物，所以总是演喜剧，或者性格化特点鲜明的人物。那种完善的、丰满的、有厚度的人物轮不到我。我至今仍觉得受局限，好在现在小人物主角越来越多，选择余地大了。我的形象和我对人物的追求，老没有一个统一的点。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我，内外都统一的角色；或者我没有能力把一个很棒的角色放在我身上。
那么你尝试过自己创造适合自己的角色吗？
有时在电视剧里遇到很好的题材，但会感觉不止缺一把火，是剧本需要改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后悔我为什么没有编剧的才能，不是一个编剧，只能望洋兴叹。现在很少有人会在建好组后再花时间改剧本。
你现在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要管行政方面的事？
还不能说是行政方面的事，而是协助总经理管理艺术生产创作这方面的事。
北京有好几个演员，在当了领导以后，艺术生命变短了，这是很可惜的。你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也有这方面的危机感。比如外面有剧组找你，就要去跟他们协商很多时间上的问题。假如都要依着我，人家就不一定找我了。偶尔有十天半个月，顶多蹭人家一个贯穿的人物集中拍摄。从话剧舞台来讲，我又不希望把我喜欢的好角色都往自己身上揽，我觉得于心不忍。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原因，放弃了。加上个人追求，想找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角色。从数量上来讲，最近是明显减少了。我也跟领导讲，我的第一职务是演员，必须要保证我的演戏时间。领导也同意。管理上，谁该干什么，我也不用操太大心。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大困惑。最大困惑是从事管理和当演员本身是两回事，看问题角度不一样，为人处世不一样。讲艺术要真诚，做领导最起码要圆滑。思维方式和定位都不一样，这两者我现在感觉很难完全融合，只能说有所侧重，我选择往演员方面侧重。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称职的演员，但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濮存昕的很多想法，我还是非常赞同的。他可能面临的问题更多，需要去管一些事情。
北京的剧院，艺术总监这个位子，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其实，这个位子在剧目选择上、艺术创作上，很有作用。
从建制上来讲，我的职位不是起决定作用的职位，这是我对自己工作的认识。我们的体制是总经理负责制，下面是制作人负责制，制作体有独立制作负责的权利，独立制作剧目，完成任务的指标。总监不是可以统管全局的，夹在之间，类似于政协，可以提方案、进行监督，但没有实际权力。好在剧院运作很正常，还有一些实际的事情可做。
在话剧道路上，哪些老师对你影响比较大？
我在上戏念书的时候，表演老师是赵国斌、刘建平。
那时候话剧看得很杂。我这个人成熟得特别晚。我以前看话剧看不出门道，跟着起哄，懵懵懂懂。现在50多岁，从艺二十五六年了，才觉得真的看出门道了。现在觉得有帮助的东西，当时都忽略掉了。
你当时调到剧院，院长是谁？
院长沙叶新，副院长俞洛生。
俞洛生也是《留守女士》的导演吧？
说说他也好，因为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你看，我们今天谈得最多的就是《留守女士》，它无论从话剧的地位来讲，还是对我的帮助、取得的成绩来讲，都是很高的，不可不提。俞洛生把我和奚美娟找来演这部话剧，当时奚美娟也不像现在这么大腕。我当时因为演了《济公》很多人知道了我，但我对自己在《济公》里的表演是很不满意的，我对这样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不认同。所以，我到话剧界发展，《留守女士》演出了那么多场次，离不开俞老师的帮助。
在《留守女士》的时候，我也有不太赞同的地方，比如对小剧场写实的表现手法有异议。但当时理智还在，还是服从导演的。
后来，我又排了一个戏《办公室秘闻》。这部戏，原来演过一轮，是俞洛生导的。后来复排这出戏，有两个演员来不了，就要换两个演员，俞洛生找到我来演一个个性有一些弱点的厂长。当时，搞出一部很好的话剧来，就很不容易了，通常都会去拍电视剧，不会再辛辛苦苦排话剧。
当时，我对俞洛生老师的很多处理是不满意的，对演员的表演也是质疑的。当我答应俞洛生来演这出戏的时候，我尝试把我不舒服的地方改过来，然后和导演发生了冲突。还有很多舞台上的大的处理，跟导演有分歧。当时我的想法是要重新塑造人物，要改动导演认为不能改的地方。最后争执爆发在现场大吵大闹，天翻地覆，甚至很多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虽然有游戏规则——演员服从导演，但在当时，我很难接受这个规则。导演说，你是不是处在上升期，不容人？其实我是一个好的出发点。然后我就说，我一辈子不愿意跟你合作。现在，他退休了，我又接替了他的职务。
我对他怀有一份愧疚。他是对我有帮助的人，结局却是这样的。我们俩住在一个院子里，平时也谈笑风生，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好受。不好意思当面跟人说对不起，就在这里说声对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