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
1982年9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群情振奋，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掌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只听他以浑厚的声音说道：
“我们的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由衷地感到喜悦。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风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二个基本规律。”
代表们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再次鼓起掌来。
叶剑英接着说：“这次大会以后，将有许多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老同志勤勤恳恳奋斗几十年，他们是革命的功臣。他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叶剑英的这两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年高体弱的同志，到了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从党的事业着想，主动从领导岗位、工作岗位上退出，让年轻的同志接替工作。这个问题，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重要。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才能犹如长江大河，后浪推前浪，奔流不息。
出席中共十二大会议代表中的许多老同志，都清楚记得，重视年轻一代，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叶剑英的一贯主张。
早在1956年11月，叶剑英写下的《西游杂咏》组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引得春风度玉关，并非杨柳是青年。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到，在无产阶级的千秋大业中，革命的后生将会不断地超过前贤，因此，要重视后生，关心青年。
5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乱，一代青年的成长受到了严重挫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有鉴于此，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处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叶剑英，格外注意培养和选拔革命接班人的工作。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全党、全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以引起全党的重视。1982年5月，叶剑英在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谈到三国时期蜀国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他说：“蜀国那时也有个干部接班的问题。‘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晚年，不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蜀国人才的老化问题，接班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
叶剑英对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新老交替问题不仅从理论上作出了精辟的阐述，更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党作出了楷模。早在60年代前期，叶剑英在谈到老干部工作时，就曾指出，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老同志到了不能工作的时候，应当主动退位让贤。这种退位不是消极的，而是要“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1977年11月，他在广州松园宾馆赋诗一首：“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诗中表达了他早已萌生的退休之意。1979年，他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担，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领导岗位上。1981年6月，叶剑英又给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到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选举叶剑英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内不设主席、副主席）。叶剑英退位让贤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1983年2月，叶剑英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这一请求，得到了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同意。人大常委会并复信给他，对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严峻斗争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在担任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的卓越领导、辛劳而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写了热情洋溢的致敬信。致敬信在概括和评价了叶剑英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辉经历之后，这样写道：“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二同疾病顽强斗争
1981年春，叶剑英在湖北视察时，住在武汉东湖宾馆。红军老战士何长工这时也来到武汉，专门到东湖宾馆看望叶剑英。叶剑英高兴地同何长工长谈。他们谈经济建设，谈军队建设，谈一些老同志的近况。当谈到各自的身体状况时，叶剑英笑着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现在离八十四岁还差两个月。”
何长工听了，开玩笑说：“哟，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
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去，我自己也不会主动去找他。”说完，两人开怀大笑。
叶剑英的幽默风趣，反映了他对待疾病和高龄的乐观态度。他一向认为，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也不能避免。但是，共产党人应当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来对待疾病。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多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做工作。
“身欲奋飞兮病在床”。叶剑英到了晚年，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健康状况渐趋下降。1980年，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的专门医疗保健组，经常为叶剑英检查身体，进行保健和医疗。先后参加医疗组的有：蒲荣钦、汪石坚、邓家栋、牟善初、王新德、高存厚、李天德、孟宪臣、胡士良等北京和一些省、市军队、地方的著名专家，教授。他们为叶剑英的保健和治疗付出了大量心血。邓家栋回忆说：“对中央首长疾病的治疗，关键是首长本人如何对待医疗组提出的治疗意见，如果首长本人和他的家属另有主张，你有再好的治疗办法也不行。我们这个医疗组很幸运，叶帅配合得很好。对于他的病，我们医疗组先诊断，然后讨论治疗方案。方案确定后，我们便向他报告，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就同意，就接受。他相信科学，信任医护人员。因此，我们的工作一直比较顺利。我们都非常感激叶帅。”
1980年，叶剑英患帕金森氏病，并常常因此而引起并发症，特别是经常发生肺部感染。1982年以后，肺部感染一次比一次加重，并且越来越频繁。为了积极有效地控制肺部感染，医疗小组认为，使用静脉滴注抗菌素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比较大。专家们反复讨论，认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治疗，才能控制疾病的发展。当叶剑英知道了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后，便鼓励医护人员：“要大胆地穿刺，不要因为是给我打针而紧张。”有的护士问他：“首长，您平常不是最害怕打针吗？怎么真正要打针的时候，又不害怕了呢？”叶剑英笑了笑，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们决定要打针治疗的时候，我若是紧张，你们不是更紧张了吗？”叶剑英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先后发生过数十次肺部感染，其中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医务人员共给他使用抗菌素几十种，做静脉穿刺上千次。这样治疗的结果，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没有产生副作用。这在医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三帅星陨落，功业永存
1983年11月19日晚6时，叶剑英突然患急性高侧壁小兆型心肌梗塞，经医疗组多方抢救治疗，病情一度明显好转。1984年4月19日，又发生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肺炎、腹泻等症状，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病情加剧。医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治疗。到了7月，仍然不断出现高烧，呼吸困难，总胆红质数上升，出现黄疸及腹水，病情危重。中共中央为此于7月16日和27日发出二十二、二十三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但是，由于医疗专家的积极抢救和精心治疗，叶剑英的病情又有了好转。到了10月，病情稳定，中共中央为此于10月6日发了笫三次病情通报。党内、军内的同志为叶剑英病危而焦虑的心情才有所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