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搞乱军队，刮起了“十二级台风”。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帅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五忍辱负重，坚持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账”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伞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帅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
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
六“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渎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日浩然”。“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