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会谈之余，叶剑英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时隔25年后，包瑞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介绍叶剑英将军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他总是麻利地出来进去，似乎不像一般的久经战争磨练的共产党人。讲话过程中，他可能试图夸大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这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评是过火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参观、考察，观看八路军部队军事技术表演，观感极佳。8月下旬，美军观察组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派丁甘如副处长等陪同，分小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考察，历时4个半月，行程2000英里。实地考察给他们上了深刻生动的一课。观察组政治情报组组长谢伟思在他的第26次报告中称：“共产党在各游击基地均居优势并具影响力，且已获得农民与自由人士之支持。”鲁登在向美驻渝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经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
意外的是，美军观察组的惠特塞上尉在山西农村考察期间遭到日寇杀害。八路军总部决定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食堂改为“惠特塞纪念堂”，朱德亲笔为纪念堂题了门匾。朱德、叶剑英还致函远在美国的惠特塞夫人，表示“深为悼惜”。
1944年12月15—17日，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继续与包瑞德、伯德上校等会谈有关双方军事合作问题。
为了表彰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在延安特意举行了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了仪式。
1945年6月2日，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邀请，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就美军负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设立侦察电台、派驻美军联络员等问题进行会谈。由于对方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缺乏真诚合作的态度，会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在抗日战争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统一，确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毛泽东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准备。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于9月12日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20余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深感学习刁二够，表示今后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随后，叶剑英积极参加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作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
整风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虽然中央在决定中强调整风和审干二者在性质上互相区别，不能混淆，但事与愿违，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1943年夏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问题更为严重。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审干的“抢救运动”做法不对头，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直至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后来，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纠正了“左”的做法。叶剑英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干部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干部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
八参加党的“七大”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属七中全会召开，主要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工作。全会最后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积极拥护会议所作出的“决议”。
这一年，叶剑英突然得知远在家乡的母亲沉疴不起，不幸逝世。他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尸骨抛沟曾逆料，阿母生我最艰难”的诗句，并特意留须，以示怀念。他说：“每当我摸到胡子，就想起母亲，我要用伟大的母爱，去爱全中国人民。”后来，他从家人手里得到母亲的照片，十分珍爱，在照片旁边恭敬地题写两行字：“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为人民的儿子而欢心。”他把母亲的照片镶在镜框里，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每天望着她老人家，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大会发言中，代表大后方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完全拥护“七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所作的报告，并且以整风精神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回顾自己做参谋工作二十五年，十八年在党内，七年在党外。总结三条经验教训：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他说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这是我最近学会的。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到的。……这次参加整风学习，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最后表示今后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导，帮助进步。
在延安艰难的岁月里，大家工作异常紧张繁重，生活极其清苦。在这样的条件下，叶剑英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大家一起动手改善物质文化生活。他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琅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领导军委机关、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从重庆带回用苎麻纺成的线和织成的布，在延安办展览，试制推广。他不仅带头在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当年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激动地说：“那时，叶参座非常关心我们，一来了，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座谈生产经验，商量怎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队的骚扰和进犯，他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要求很严，边看边作笔记。演习结束后，他作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他讲得很幽默，很有风趣，在场的官兵和美军观察组都听得入神，感佩不已。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每次看到它，心情都很激动。”
为了活跃机关业余生活，叶剑英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调剂精神生活。没有乐器，他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洋琴。他打洋琴、拉二胡，弹奏广东音乐《小桃红》、《雨打芭蕉》，……指挥大家唱《黄水谣》、《救亡曲》、《延安颂》、《渔光曲》等歌曲。在他的带动下，机关同志也行动起来。有的制作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他们还常组织舞会，叶剑英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干部跳舞。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交往。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跳舞，还请叶剑英带一些同志参加“鸡尾酒会”。有人感到自己是“土八路开洋荤”，叶剑英笑着说：“土！怕什么？将来我们也会洋起来的。把你们带去就是要显示我们的力量，让他们看看你们就是革命的接班人！”圣地延安，欢歌笑语，充满了革命朝气。他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开展读书活动。至今人们回忆起来，仍然十分留恋那一段艰苦而又欢快的生活。
叶剑英在延安期间，还积极支持并参加“怀安诗社”，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抒怀。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日《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怀安诗选”专栏）。叶剑英这一时期的著名诗篇有1941年9月写的《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二首）》：
（一）
孙陵碧血长青苔，
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
雁门关外杀敌回。
（二）
投身革命将何事，
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
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在读罢叶诗后，特赋诗日：“季子徐君（指吴玉章、徐特立）气谊投，希深君复（指谢觉哉、林伯渠）亦风流。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有一次，叶剑英向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女良。”
在延安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坚持一贯的联系群众的作风，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他自己和在那里读书的儿子选平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和旧大衣，把新大衣送给别人；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药品送给体弱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印度籍柯棣华医生牺牲后，叶剑英经常去看望他的夫人郭庆兰和未满周岁的婴儿印华，请他们一起吃饭，并让夫人帮助喂孩子，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军委机要秘书张明的夫人生孩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整天饿得哇哇直哭。叶剑英知道了，就把伙房每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给孩子吃，还亲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对于生病住院的同志，他总是抽空去医院探望，有时还亲自写信问候。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总参谋部一局局长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夫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叶剑英告诉他，让他放心走吧，家里的事由我负责照顾。伍走后，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不久，又派人把他的夫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伍修权一家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都感念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