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人生礼仪风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变迁，婚丧喜庆除随时代特殊原因而加以变化外，许多习俗因认识加深而被简化或完善。士庶不婚、婚聘重实物、薄葬、生日等风俗皆为此期人生礼仪风俗中新出现的特殊事象。而婚姻缔结过程，大致仍按“六礼”形式，而略有变化，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生育礼俗
汉族社会自古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大的“孝”则是能延续父母祖先的生命，使家族绵延不绝。诞礼如何，因史籍无考，而不知其详，但反映在生育风俗上，则有祈子、胎教之俗。
1.观音祈子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而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佛教中已中国化了的观音菩萨最受人们的崇奉，此时已出现了观音送子的俗信，故民间有向观音祈子的习俗（图58），如《冥祥记》载曰：“刘宋孙道德，四川盖州人也，素奉道，职任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德曰：‘苟心欲求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如此可有后望也。’道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次年生下一男。”《稽古录》载曰：“刘宋卡悦之，山东济阳人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之娶妾，复积数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危，妾即有孕，遂产一男。”转引自郑晓江主编：《中国生育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此外，并有孕妇绕井祈男的习俗，张华《博华志》曰：“妇女妊娠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午旦左绕井三匝，映详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张华《博华志》卷十《杂说下》。在南方，则有向九子母神祈子的习俗，《荆楚岁时记》曰：“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着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
2.胎教和养胎
妇女一旦受孕，即有胎教之俗。胎教习俗起源较早，春秋战国时，也有胎教事例见于记载，秦汉时已初步形成胎教子说，贾谊的《新书》，戴德的《大戴礼记》，王充的《论衡》和刘向的《列女传》都谈到过胎教，到魏晋南北朝时，胎教习俗更受到重视。魏文帝曹丕，曾将周成王与汉昭帝作过比较，认为成王享国三十年，年谷丰盛，天下太平，而昭帝所治国家世事衰弊，凡是由于成王“禀贤妣之胎教。”《太平御览·人事》。《颜氏家训》所列的“胎教之法”曰：“怀子三月，出后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篇》可见当时胎教习俗之一斑。
由于医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还出现了养胎习俗，当时名医徐之才有《逐月养胎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汇考》卷三八五。，其主要内容为：
妊娠一月名始坯，饮食精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毋食腥辛……不为力事，寝必要静，无令恐畏。
妇娠二月名始膏，无食辛臊，居必静处，当慎护之，勿惊动也。
妇娠三月名始胞，当此之时，未有定象，见物而化。欲生男者操弓矢，欲生女者弄珠玑，欲子美好，数视壁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家而内感者也。……无悲哀、思虑、惊动。
妇娠四月，宜食稻粳，羹宜鱼雁，……当静形体，和心志，节饮食。
妊娠五月，卧必宴起，沐浴浣衣，深其居处，厚其衣服，……无大饥，无甚饱，无食干燥，无自炙热，无大劳倦。
妊娠六月，身欲微劳，无得静处，出游于野，数观走犬及视走马，食宜鸷鸟猛兽之肉……食甘美，无大饱。
妊娠七月，居处必燥，饮食避寒，常食稻粳，以密腠理，是谓养骨而坚齿，……无大言，无号哭，无薄衣，无洗浴，无寒饮。
妊娠八月，和心静息，无使气极，无食燥物，无辄失食，无怒大起。
妊娠九月，饮鳢食等，无处湿冷，无着灵衣，不可转侧。
妊娠十月，但俟时而生。
可见，此一时期的胎教和养胎习俗已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对后世影响深远。
为了胎儿的正常发育，当时孕妇还有忌食兔肉的习俗，认为孕妇吃了兔肉，胎儿会象兔子一样“豁嘴”，对此，《博物志》载曰：“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缺唇。”
3.产子于草和弃杀女婴
孕妇临产，要用稻草、麦秸等所做的草垫为产褥，故谓临产曰“在草”。此俗汉时即有，魏晋南北朝时仍然盛行。即使在宫廷贵妇临产，也同样凭藉草垫。《晋书·惠贾皇后传》曰：“后诈有身，内藁物为产垫，遂取妹夫韩寿子养子。”《晋书·元帝纪》曰：元帝“生子洛阳，所藉藁如始刈。”藁是一种较粗长的杂草，当时流行用藁草做产妇的垫褥，元帝母贵为皇后，也是用藁草做产褥，可见是风俗使然。
古已有之的弃女婴之习，此时仍有流行，如《南史·刘湛传》载曰：刘湛“每生女，辄杀之”。《颜氏家训·治家篇》也载有溺杀女婴之事，曰：“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奄竖守之。体有不妥，窥窗依户，若生女子，便将持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闻焉。”并忌在五月五日生子，葛洪《西京杂记》载曰：“俗谚举五日子，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母。”又，《世说新语》载曰：“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之雍中，投于江。胡公闻雍中有儿啼，取之，养为己子，遂登三公。”《太平御览》卷三一，引《世说新语》。
4.送“落地树”和“哺谷”习俗
对新生儿的诞生礼仪，亲戚相贺，有送“落地树”风俗，《齐民要术》卷五载曰：“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聚，重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聘财资遣，粗充事。”贾勰：《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六》。
小儿初生，以哺喂母乳为主，喂之以其它食物则叫“哺谷”，初次哺谷，民间有选择吉日的习惯，成书于南北朝时的《产经》记当时的民间约定俗成的哺谷吉日曰：“初哺小口良日：五寅、五辰、五丑、五酉，皆大吉”；“男以甲乙，女以壬癸，亦吉”；又曰“以成、收、开、定、满日、义日、保日，皆吉，哺儿，儿终身无病，大吉（义日：壬申、癸酉，保日：甲午、乙已）”。至于始哺的时间，同书载曰：“凡小儿生三日后，应开腹助谷神”，“廿日后乃可始哺”。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五《小儿哺谷方》赵明山注引。
小儿满月，要行“满月”礼，《魏书·汲固传》载曰：“时式子宪生始满月”。小儿周岁，则要行“抓周”礼，《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洗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致燕享焉。”
5.冠礼简化和生日礼发端
古代的冠礼，传之魏晋南北朝时，其程序也大为简化。魏晋时，皇帝的冠礼，也只用“一加”，皇太子用“再加”，王公、世子才用“三加”。皇帝的冠礼在正殿举行，而且开始用音乐伴奏。北魏时，孝明帝曾为加冠而改元，这一年改为“正光元年”（520年）。后齐皇帝加冠，还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泽，用币告祭宗庙。这一制度为后代帝王所沿用。
生日风俗，约略起于魏晋南北朝时之江南。《颜氏家训·风操篇》曰：江南风俗，“每至此日，尝有酒食之事耳。无教之族，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数，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可知诞礼之日，年年设宴相庆，平民百姓，虽父母已亡，也不废坠。顾炎武曰：“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宴召客，赋诗称寿。”是正确的。
二、婚姻风俗
社会丧乱和士庶等级界限的加强，使魏晋南北朝的婚姻风俗出现了各种应变措施，形成了许多自身的特点，如婚礼不遵古制、士庶不通婚、婚聘重实物、早婚、婚姻不计行辈、拜时妇等皆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从而使魏晋南北朝婚姻风俗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婚礼不遵古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传统的婚姻六礼因过于繁缛而无法一一尊行。曹魏时皇帝纳后未见有六礼记载，西晋武帝太康年间，虽提及诸侯婚礼中纳采、告期、迎亲等，但语焉不详。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纳皇后杜氏时，才命太常华恒与博士参定六礼之仪。但是，婚姻不遵“六礼”古制的现象却比较普遍。
例如南北朝时的共牢合卺之礼，则不见于“六礼”。共牢即新婚夫妇共用一个牢盘进食，合卺即将瓠一分为二，夫妻各用其一酌酒。这种仪式在南朝齐时变得繁琐而且奢费，当时尚书令徐孝嗣曾向皇帝进言去奢从简，曰：“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樏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提出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燎，牢烛华侈，亦宜停者。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南齐书·礼志上》。从徐孝嗣奏文中可见，南齐同牢之礼，方樏牢烛，雕费彩饰；合卺之时，金银连鏁，杂器豪华，不合古时质朴之义。所以徐孝嗣要求停用牢烛，废除金银连鏁，以恢复合卺同牢的古朴之俗。
又如“拜时妇”、“三日妇”之礼，今人邓子琴解释曰：“拜时妇者，先时遇吉时，或拜新年，女以纱縠蒙首，来至男家，拜见舅姑，即算成礼。拜见后复回女家，以后随时即可迎去。”“三日妇者，因丧乱之故，男女同住一日二日或至三日（亦有未按衾裯者），虽未拜舅姑，或未具六礼，亦成立夫妇关系。”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68页。291杜佑《通典》载曰：“自后汉魏晋以来，或为拜时之妇，或为三日之婚”；“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晋时对“拜时妇”礼俗曾有过争论，当时“晋武帝谓山涛曰：‘拜于姑舅，可准庙见，三日同牢，允称在途。’涛曰：‘愚论已拜姑舅，重于三日，所举者但不三月耳。’张华谓：‘拜时之妇，尽恭于姑舅，三日之婚，成吉于夫氏。准于古义，可为成妇。已拜姑舅，即是庙见。’常侍江应元等谓：‘已拜舅姑，其义同于在途。’或者：‘夫失时之女，许不备礼，盖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妇，亦务时之婚矣。”杜佑：《通典》卷五九。说明拜时之婚、三日之婚是不按六礼行事的，只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一种权宜之俗。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一些不依古制的特殊婚俗。如却扇之俗，新妇出嫁时，双手张扇自遮其面，与丈夫单独见面时才拿掉扇子，谓之却扇。虽为古礼所无，却在南方婚礼中有所流行。据《世说新语·假谲》记载，温峤娶从姑之女为继室，婚礼之日，女以手披纱扇。对却扇习俗，南朝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南朝梁何逊《看新婚诗》曰：“雾夕莲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南朝陈周弘正《看新妇诗》曰：“暂却轻纨扇，倾城判不赊”。这种却扇习俗，系后来婚礼中新娘以红盖头遮面习俗之本源。又如催妆，本为北方少数民族婚礼习俗，南北朝时已为中原汉族所吸取。《酉阳杂俎续集》引《聘北道记》曰：“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还有新妇乘鞍，也本系北俗流入中原而成。《酉阳杂俎续集》载曰：“今士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可见迎娶时新妇乘马鞍是北朝婚礼的一项内容。还有谑郎。《酉阳杂俎》载曰：“北朝婚礼……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聓即婿。此俗后来演变为“闹新房”之风。
不尊古制的婚礼之俗，还有婚娶举乐。古代婚礼，三日不举乐。《礼记·曾子问第七》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礼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废，婚娶之家，多举礼乐。为此，晋朝在娶皇后时曾为贺与不贺、举乐与不举乐发生过争议。据《晋书·礼志》载，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定其礼。以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八年（364年），台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鼓吹否？博士胡讷议：“临轩仪注阙，无施安鼓吹之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彪之以为“昏（婚）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昏礼。今宜备设而不乐。”说明至少在民间的婚礼上有庆贺和举乐的习俗，否则，上层人士就没有必要讨论婚礼贺与不贺、举乐与不举乐的问题，而最后设鼓吹而不用，也说明上层社会在婚娶举乐问题上的松动。同书《礼志》还载曰：“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之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斯为断。”则知当时婚嫁时必定用乐，否则，无须禁断。到南北朝时，婚礼举乐相贺已普遍流行。《周书·崔猷传》曰：“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乐。”《北史·高允传》曰：“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可见当时民间婚嫁是大举喜乐的，否则，官家不必严加查禁。今人吕思勉也指出，至魏晋南北朝，“古代婚礼，大抵废坠，如不贺、不举乐，虽尚沿袭其文，而已罕存其实是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04页。
2.婚娶重财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社会婚聘均重财币。阮籍的侄子阮修因为家贫，到四十余岁尚未婚娶，当时的名士王敦等募钱帮助阮修婚娶，形成“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的局面。《晋书·阮籍传附从子修传》。庾炳之嫁女向刘道锡索聘数百万。《宋书·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刘敬宣嫁女，宋高祖“赐钱三百万，杂采千匹”，《宋书·毛修之传》。以为妆奁。参军卢思道则为聘太原王义女私贷库钱四十万。《北齐书·袁隶修传》。
这种婚聘重财货的现象，我们从当时帝王的诏书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四月诏曰：“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帐未具，动致推迁。年不再来，盛时忽往。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并可拟则上朝，方摞供设，合卺之礼无亏，宁俭之义斯在。如故有违，绝之以法。”《南齐书·武帝纪》。齐武帝自己还以身作则，削减皇室嫁娶之礼费。《南齐书·礼志》。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诏书中也说，当时“婚聘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北齐天保二年（550年）文宣帝诏书也说，“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北周武帝于建德二年（573年）也诏告“顷者婚嫁竞为奢糜，牢羞之费，罄竭资财，甚乖典训之理，有司宜加宣勤，使咸遵礼制。”《周书·武帝纪》）这种现象诚如后来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指出的：“魏齐之时，婚姻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贵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
3.士庶不通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