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间，似乎社会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兴趣在向一点集中。至少，社会历史学者对于人类学的看法愈来愈着迷。诚然，历史与人类学的这种结合只是部分性和折衷性的，大致是起于想要了解过去的若干方面；这些方面此前位于政治史的范围以外或边缘。由于社会史学者所常用的资料零碎而难解（尤其是关于较低的群体，其习俗、信仰和礼仪），历史学者乃借助民族志学以增加他们对于过去文化的了解，发现它们的‘其他性’和画出它们互相关连的轮廓。”
这样，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通常被人们视为边界严格的不同学科，由于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兴趣而互动，使历史人类学得以勃兴。
历史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互动紧随着国际学术潮流而兴。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互动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亮点，如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冯贤亮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而此时费孝通先生以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怀，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整体的审视，从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汉族的南向扩展，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等十个方面，对中华民族作了历史的分析，概括和升华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
就是在这种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勃兴的氛围中，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DavidFarre）、陈其南，美国耶鲁大学的肖凤霞（HelenSia），以及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厦门大学的郑振满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等一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通过对珠江三角洲、香港、潮汕地区和闽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明清地方历史进行了批评性的反思。并且这种反思在兼顾了对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想法的关注，对过往的精英史、事件史和国家的历史权力话语进行批评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华南学派”，从而成为一个可以在世界学术前沿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国方阵。他们经过多年的在“历史”中做田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近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郑振满和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三联书店也即将推出“走向历史田野丛书”，初定的书目就有陈春声的《秩序与信仰——明清华南民间神信仰与乡村社会变迁》、郑振满的《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刘志伟的《里甲与宗族——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域社会的建构》、温春来的《彝威与汉威——宋元以来黔西北则溪制度与土司制度研究》、赵世瑜的《天子脚下——明清以来北京的社会文化变迁》、张小军的《象征资本与文化国家——福州阳村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及陈春声主编的《历史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所有这些成果与2001年7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关，从中也可看出，历史人类学在中国也已初成气候。
在人类学与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互动的同时，人类学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互动也都相继蜂起。我们相信，正是由于人类学以博大的世界目光、科学的论证方法来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任何一门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只要引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会有突破性的创新。所以，尽管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在某些行政部门制定的目录中还处于边缘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人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广泛认同。从这一点上来看，人类学在这种地位下能崛起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三
正是基于对人类学的这种认识和青睐，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接触和学习人类学以来，一直以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己任。1994年8月受命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及编辑部主任以来，在学报中开辟了《人类学研究》专栏，使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主要特色，广泛团结了中国人类学界的志士仁人，为中国人类学界开辟了一块园地。1999年，得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的支持，由广西民族出版社推出了“人类学文库”，先后出版了何毛堂等的《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吴培和等的《族群岛：浪平高山汉探秘》、李远龙的《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容观夐的《人类学方法论》、徐杰舜等的《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徐杰舜主编的《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陈益源的《民间文化图像——台湾民间文学论集》、徐桂兰的《中国育俗的文化叠合》等9种，黄世杰的《蛊：财富与权力的幻觉》也即将出版，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添了砖、加了瓦。
2002年5月，乘广西民族学院建校50周年之机，由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发起，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东华大学（台湾花莲）原住民民族学院、佛光大学（台湾宜兰）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宁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等海峡两岸四地的23家学术单位联合成立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并于2002年5月13日至15日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对此，《中国民族》杂志记者李建辉在《中国民族》2002年第6期上发表评论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1995年以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先后举办了6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是中国人类学从复兴走向崛起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新的学术背景下，中国人类学以发展的态势进入了21世纪，面临21世纪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的诸多问题，为了从更高更新更深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更深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人们需要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以便学者们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新平台”。
在这个人类学平台上，为了给中国人类学界的志士仁人们提供更多的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机会，在主编“人类学高级论坛”论文集的同时，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继“人类学文库”之后，主编“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继续添砖加瓦而不遗余力。
中国人类学已经开始崛起，中国人类学一定能走向辉煌。
徐杰舜
2003年3月16日于
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寓中
［1］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郭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土人：《在探索人类社会真理的前沿》，载《人文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3］许雪莲等：《中国人类学的第二个春天》，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4］杨孔炽：《文化人类学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启示》，载《光明日报》2002年10月8日，B4版。
［5］玛丽莲·西佛曼、格里福：《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