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着怎么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着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待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着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伙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待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势，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夹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干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风？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夹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像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1968年。女儿17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都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着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像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着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带到派出所的。他骑着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39岁，而女儿才刚刚17。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像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着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着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30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6000首，精选出30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3年左右的“干校”生活，1973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1978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老包’到垅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迭，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画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 XXX 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象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入情吗？合理吗？
录音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楼；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16英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樋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经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