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敖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前后，《文星》杂志一改过去“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口号，成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以思想和艺术为主，间或涉及社会生活和政治。一些文学青年，如王文兴、戴天、白先勇、陈若曦等人，已经介绍了卡夫卡、乔依斯、劳伦斯、福克纳、卡缪等西方现代派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不断连续介绍探讨西方新思潮、新理论，引进了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战后西方的哲学和文艺思潮，刊登了如《反时代挑战的哲学——存在主义》、《卡缪的人道主义）、《永恒的超越者——亚斯培》、《“达达主义”与“失落的一代”》等文章，与文学创作中兴起的现代主义相呼应，汇成了一股猛然涨起的现代主义潮流，在台湾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早在1962年12月，李敖继《老年人和棒子》之后，于《文星》杂志又发表了他的长文《播种者胡适》，再次引起思想界的轰动，赞成与反对者皆有，关于胡适的讨论成为一时的热点。此时，中西文化论战正在进行中，李敖一边学习，一边战斗。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死气沉沉的文化思想界从此不得安宁。
李敖退出文献会后。陈立峰主动辞掉主编职务，让位于李敖。李敖从此如鱼得水，开始一心一意兴风作浪。
虽然后来李敖与《文星》反目，与萧孟能对簿公堂，但客观地说，没有《文星》就没有后来李敖的走红。
当年胡适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曾把他的成功归结于蔡元培和《新青年》，他说他的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中国古代的儒者苟子说得好：“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生命里如果没有《新青年》、陈独秀、蔡元培和那“首善之区”里的最高学府来配合他，那他这个“善假于物”的“君子”恐怕也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去“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了！这都是偶然际遇，客观条件配合得好才能使那个主观条件具备的才子扶摇直上、手揽日月。
李敖与胡适、姚从吾、萧孟能及《文星》的关系与上述胡适的际遇十分相似，是《文星》及一系列识才、惜才的人把李敖推向了社会大潮的风口浪尖。
当然，胡适的走红并非全属偶然，在文言已死、白话当立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除了个人的因素外，还有顺乎天、应乎人的时势。而60年代的台湾，雷震案后文化思想界的低迷和沉闷，如同一座欲喷又止的火山，李敖能以一篇文章掀起长达四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实在也有其重要的时代因素。
在李敖进文献会时，已开始投稿《文星》了。离开文献会后，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星》。跟《文星》合作，首先解决了李敖的经济问题。李敖曾说：“钱就是青春与自由，有钱才不会折腰。”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稿费一万元交到他手里时，李敖无比感叹，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
从此，李敖正式开始了他的波澜壮阔的文星时代。
在舆论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马斜刺冲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文星》杂志声誉鹊起，订数大增。加上它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为继《自由中国》之后最激进的一面旗帜，“文星”书店也颜色改观，成了台湾最有名的书店之一。显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渐西化，“反对传统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闷和压抑之中寻求新出路的一种尝试。
而对这股“反对传统，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并未介入。他认为应该透过眼下这场潮流，寻求台湾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并寻找一个突破口，掀起风浪，造成时势，使现代主义的潮流超出学院的范围，对社会产生真正的、直接的影响。
于是，他找到了胡适。他要以胡适为典型，从胡适思想中找答案。此时的胡适，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崇尚欧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场。这使他本能地要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提出批评。他在50年代发起并积极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事务并撰写文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和国民党对胡适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1960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对胡适打击很大。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和军队里，充满了浓厚的反胡气氛。对此，胡适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表了30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是“Socialchangesnecessaryforthegrowth0f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在演讲中，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其隐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不给人民以自由，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震聋发聩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评“保守”、“老疲”的人生最后阶段对中西文化思考的一个总结。
该文的话题是：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
在文章中，胡适以“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eDiaboli）自居，再一次抛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对世界近代出现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给予了热情颂赞。他指出所谓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自傲。东方古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我们该当承认近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护、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胡适的这一次演讲，很快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应和争议。著名学人徐复观首先出马，在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24期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指责胡适的演讲，说“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随之而起的，是一阵暴风雨式的围攻。演讲半月后，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住进了台大医院。一月之后，李敖由文友徐高阮引介，应《文星》主编胡汝森之约。写出了颇具震撼力的万字长文——《播种者胡适》。
李敖谈了在胡适领导下一群自由主义文人所进行的文学革命在新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谈了他在民主宪政方面所作的努力，谈了他为争取学术独立所做出的贡献和他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以及作为自由主义文人胡适的寂寞。李敖认为，胡适一生致力于“非政治性”的学术工作，精心培养“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宣传自由主义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思想，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一生从未迷失过方向。胡适对文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宪政，对科学发展，总之，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说，胡适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李敖特别强调，胡适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自由主义思想之所在。
然而，胡适在其一生中却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古代学术的考据和辨伪，“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他能做到有所不为，洁身自爱，但斗争精神不够，把史学学风带到了目前迂腐不堪的境地。这充分说明，胡适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李敖最后得出结论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然而，一个不断长进的强大的民族，应该不断前进，无情地超越胡适。”
李敖对胡适的评论。对胡适全盘西化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肯定，以及对胡适学术上所谓保守的批判，都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言辞上也带有强烈的“狂傲”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在治学的指导思想上，他深受梁启超治史思想的影响，讲求治学应为现实服务，“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李敖将此推而广之，认为学术研究应面向社会，走向群众。他曾向殷海光谈起《自由中国》在这方面的不足，如今胡适又成为他的靶子。李敖认为：在20年代，胡适曾送泰戈尔60岁生日寿诗《回向》，赞美老诗人的回向民间，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步，除了谈学论道、呼吁民主外，无复其他。李敖十分欣赏古代的特立独行者王安石的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在他心目中，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对胡适不满，认为他人世不够，这种责任在胡适，更在保守落后的学术界。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
从表面看，《播种者胡适》是一篇对“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胡适之唱赞歌的文章，但透过文字仔细分析，则能悟出这是一篇微言大义之文。作者不仅客观地评价了胡适一生的功过是非，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界的落后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胡适思想的没有过时，恰恰证明了现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不知长进的社会。借胡以讽世，借胡以警世，正是李敖文章的精义之所在。正因如此，重温文章开头引用的胡适的《引日梦》诗，会倍感意味深长：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
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温旧梦。
从引用的诗句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敖心头的愤世嫉俗与置身荒漠的悲凉。作者也像胡适当年倡导文学革命那样，为唤起“当年旧梦”，要引吭高歌，毫不畏惧地对死水般的思想文化界开火了。
《播种者胡适》的发表，像捅掉了一个马蜂窝，搅起了一潭死水，立即酿成了一次大笔仗。这场笔战后来分成两个圆圈，一个圆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圆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临、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郑学稼。
叶青，1896年生，哲学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编过多种刊物，主要著作有《哲学到何处去？》、《胡适批判》、《张东逊哲学批判》、《关于物质——精神——物质》、《理论与实践》等，此时主办《政治评论》。他撰文认为，李敖把胡适捧得太过份了，对别的“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
郑学稼，1905年生，历史学家、经济史家。自1935年起历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出版有经济学、经济史、历史、文学、马克思主义等方面著作多种。郑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20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李敖对胡适简直是瞎捧。”
反对李敖的一方主要阵地是胡秋原等人控制的“三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一星战三论”，成为当时中西文化论战的一道景观。也是60年代杂志出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
撰文支持李敖一方的有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马五）、《中国学生周报》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王洪钧、东方望、田尚明等人。《文星》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种种迹象表明，《播种者胡适》击到了一些人的痒处，也击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包括胡适本人都觉得不自在。据杨树人先生回忆，在胡适出院后的一天下午，他去福州街26号胡适住宅，商谈一件公事。事毕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用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圆珠笔所指的，正是《播种者胡适》。胡适再翻开另一长篇，又边画边说，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篇文章说：“真是下流！”圆珠笔所指的，是胡秋原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一文。在这一年的春节后，胡适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政治评论》上还有一篇莫辛的《全面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1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3期，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刊载了胡秋原长这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中批评李敖是在断送教育学术，是“梅毒主义”。说“梅毒主义之错误，首先在不明白人之本性，人之自由，即是选择。反对选择，将达到非人主义，反自由结论。梅毒主义第二错误，除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触中各种有关事实”。文章称李敖的文化是“抗战胜利以后兴起的一种‘内幕’体”。“李敖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在对国家和个人态度两方面，都陷入门户主义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他的精神有一点不平衡、一点紧张、一点分裂。而这与他原来若干小毛病结合，便一切趋于极端。”3月10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1期又发表了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3月25日，该刊第八卷第二期又刊发了主编叶青的《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两文。叶青在文中称李敖犯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病”，“全盘西化论是抄袭主义，因而是保守主义”，“主张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没有一点志气的人”，“是文化自悲的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