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28年3月21日。
［创刊地点］广州。
［创刊背景］
《民俗》周刊，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要的定期专业刊物之一。
《民俗》周刊第1期至第24期，由钟敬文负责编辑，顾颉刚、容肇祖负责审稿；1928年9月19日，即从第25期开始，由容肇祖负责编辑；1930年1月，容肇祖至110期，由刘万章负责编辑；同年4月30日第110期出版后，因刘万章被迫离职，《民俗》周刊停止出版。1932年容肇祖重返中山大学，1933年他再次担任民俗学会主席，决定重整旗鼓，着手准备《民俗》周刊复刊工作。《民俗》周刊停办3年之后，容肇祖及其同人在创刊5周年纪念日。即1933年3月21日，出版了第111期；又于6月16日补出了应在1930年2月出版的第100期纪念号。至6月13日第123期出版后，由于容肇祖再次被迫离开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二次停办。1935年杨成志留法回国，重新组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准备《民俗》的再次复刊工作，并于1936年9月15日出版了复刊号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30日出第2期，6月出第3期。此后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校，直至1942年3月才出版了第4期。1943年5月出版了第2卷第1、2期合刊：同年12月，由钟敬文主持出版了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停刊。
［作者顾颉刚小传］
顾颉刚（1893—1980），历史学家。原名诵刊，字铭坚。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并留任助教。以后历任厦门、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年从事民俗学研究。1920年开始考辨中国古史。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打破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以后他又把自己和别人研讨争辩的文章辑录成《古史辨》8册（已出版7册），并形成“古史辨派”。1927年创办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辑“民俗学会丛书”，以民俗资料印证古史传说。后又考辨历史地理，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次年成立“禹贡学会”，倡导历史地理与边疆地理研究。1936年创办边疆研究会，并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主持编印宣传抗日的读物。抗战期间，创办中国边疆学会，出版《边疆周刊》，曾主编《责善》半月刊和《文史杂志》。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整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对《尚书》有深入研究，发表《尚书》的校释评论多篇。生平著述甚富，著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等。
［创刊词原文］
《民俗》发刊辞
顾颉刚
本刊原名《民间文艺》，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嫌原名不称，故易名《民俗》而重为发刊辞。
我们读尽了经史百家，得到的是什么印象？呵，是皇帝、士大夫、贞节妇女、僧道——这些圣贤们的故事和礼法。
人间社会只有这么一点么？呸，这说那里话！人间社会大得很，这仅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半是虚伪的！尚有一大部分是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娟妓、仆婢、堕民、罪犯、小孩……们，他们有无穷广大的生活，他们有热烈的情感，有爽直的性子，他们的生活除了模仿士大夫之外是真诚的！
这些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看见呢？唉，可怜，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那里容得这一班小民露脸，固然圣贤们也会说“爱民如子”、“留意民间疾苦”的话来，但他们只要这班小民守着本分，低了头吃饭，也就完了，那里容得他们由着自己的心情活动！
这班小民永远低了头守着卑贱的本分吗？不，皇帝打倒了，士大夫们随着跌翻了，小民的地位却提高了；到了现在，他们自己的面目和心情都可以透露出来了！
我们秉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个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
［焦点评析］
《民俗》周刊，作为中国首创的民俗学会的刊物，积极宣传五四新文化，鄙视封建主义旧文化，热情歌颂民众文化。创刊号上刊登了顾颉刚亲自撰写的署名“国人”的《（民俗）发刊辞》，代表学会大声疾呼：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并郑重声明：《民俗》是“秉着时代的使命”，“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民俗》周刊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实践自己的宣言。它根据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多元文化等特点。从民俗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两个方面的开拓：一是纵向，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二是横向，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不断丰富刊物的内容。《民俗》周刊的主要内容有：一，关于民俗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学术性论文，如何思敬的《民俗学的问题》、顾颉刚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见附页）、崔载阳的《初民风俗》等；二，关于中国各地各部族的民间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等方面调查研究的文章，如清水的《韶郡古昔的命名观》、顾颉刚的《泉州的土地神》、罗香林的《碧霞元君》、谢云声的《闽南旧历新年的风俗》等；三，在人民大众中世代流传的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谜语、谚语、民间趣事等。特别是对某一方面或某一个问题较为集中的材料，还出版了专集，如“王昭君专号”、“祝英台故事专号”、“歌谣专号”、“清明专号”、“旧历年专号”、“神的专号”等等。后来的《民俗》复刊号虽然只出2卷，但内容丰富、质量较高，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方面的文章较多，如江应梁的《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张腾发的《客家山歌的社会背景》等。
《民俗》的创刊词，虽然自己说是“高喊几句口号”，但在实际中却按着“口号”去进行的。纵观《民俗》发刊始末，的的确确是“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顾颉刚那种试图欲“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之思想，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修正，这从他在1928年关于“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中（参见附录），既可以看见他冲动的一面，也可以看见他冷静的一面。然而，这毕竟是他这位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的天真的执著而已。
《民俗》周刊刊登很多宝贵的民俗学资料，特别是一些有关民俗、民风、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材料，是很难得到的，有些是鲜为人知的，很有研究和保存价值。1979年夏，顾颉刚在“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会下闲谈时，就曾建议对《民俗》进行选编，重新出版。
［附］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岭南大学
学术研究会演讲——
我今天所以演讲这个题目——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是因我研究历史感着痛苦的缘故。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最没法措置的是记载的偏畸。譬如《史记》这书，在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总是很重要的了，但这书中所标举的本纪、世家、列传等，都是关于贵族方面的材料——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士大夫；——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史记》尚是比较能留心民众的，它肯记及货殖与游侠；其他的史书便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就是记载地方情形的志书——省志、县志等，——所标举的门类，如选举、仕宦、列女、第宅、坟墓之类。又何尝不是为贵族作记载，为贵族的家谱作汇合的记载呢！
贵族的护身符是圣贤文化。什么是圣贤文化？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大约可分为三项：
1．圣道。
2．王功。
3．经典。
这三种东西，在民众方面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在一般圣贤文化的传承者看来，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所谓圣道，就是所谓从羲农传到尧舜，从尧舜传到禹汤，从禹汤传到文武，从文武传到孔子，更从孔子传到孟子，传到周程张朱的道统。所谓王功，就是尧舜的禅让，汤武的征诛；所谓经典，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书。
道是什么？就是主义。主义是跟着时势变的。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时势，所以各时代有各时代的道。因此，孟子的道已非孔子的道（孟子专言王道，孔子推重霸主；孟子专志圣人，孔子好言君子），孔子的道如何可以算是羲、农、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呢（假定羲农们真有其人，汤武们真有其道）？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不过是一句夸诞的梦话！至于禅让制度，明白是战国时的“士”
想出来的道德与阶位合一的制度，希望道德最好的成为阶位最高的，使得平民有做帝王的资格，而天下国家永得平治。汤伐夏，武王伐商，这原是一出后代历史所惯演的争地夺国的把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歌颂的地方，不过他们既有意把圣道拍合到帝王身上，所以把它粉饰得惊人的漂亮罢了。说到六经，那更是没有什么神圣的意思。我们只要看古代的智识阶级，便可知道这些经典的由来；古代的智识阶级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只是一班贵族的寄生虫。贵族要祭祀行礼，于是有祝宗。贵族要听音乐，于是有师工。贵族要占卜，要书写公牍，于是有巫史（古代巫与史并无严密的略限）。有了这一班人，就有了六经：《诗》与《乐》由师工来，《书》与《春秋》由史来，《礼》由祝宗来，《易》由巫来。这些书和孔子有什么关系！它们所以会得和孔子发生关系，只因为孔子以后的儒者把这几部书当做他们的课本；（说也可怜，那时可读的书实在只有这几种），因为重视它，便把它和先师的圣道（这圣道当然也是后儒的理想）胶合为一物，于是六经就都成了孔子的创作了！
由此看来，圣贤文化的中心，并不是真的羲、农、尧、舜、禹、汤、文、武，也不是真的孔子，只是秦汉以来的儒家积累而成的几件假史实（假的圣道王功，假的圣人的经典）！
我们现在平心而论，圣贤们所想象的世界并非不好，只是不适合于人性，不能实行。试举数例。如汉代行了举孝廉的制度，那时民间就有一句谚语，说道“举孝廉，父别居”，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又如《儒林外史》所记王举人迫着女儿殉节去求旌表的故事，更可以做圣贤文化的失败的铁证。在礼教之下，不知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更如尧舜的禅让，在书本上看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但后世实行的只有王莽及六朝时代的许多伪禅让而已，“伪道学”何以成为一句通行的谚语？只为想做道学家的非矫揉造作便做不像。我们要堂堂地做个人，为什么甘愿在作伪的世界中打圈子！
民众的数目比圣贤多出了多少。民众的工作比圣贤复杂了多少，民众的行动比圣贤真诚了多少。然而他们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他们虽是努力创造了些活文化，但久已压没在深潭暗室之中，有什么人肯理会它呢，——理了它不是要倒却自己的士大夫的架子吗！直到现在，中华民国成立，阶级制度可以根本推翻了，我们才得公然起来把它表章（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
但是我们并不愿呼“打倒圣贤文化，改用民众文化”的口号，因为民众文化虽是近于天真，但也有许多很粗劣许多不适于新时代的，我们并不要拥戴了谁去打倒谁，我们要喊的口号只是：
研究旧文化，
创造新文化。
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存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可是，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以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曾开手做过这种运动，设立了一个风俗调查会和一个歌谣研究会。后来因经济及种种关系，没有于出很好的成绩。现在中山大学有民俗学会的组织，就是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人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我们现在所要调查收集的材料，约可分为三方面：
1．风俗方面（如衣服、食物、建筑、婚嫁、丧葬、时令的礼节……）
2．宗教方面（如神道、庙宇、巫祝、星相、香会、赛会……）
3．文艺方面（如戏剧、歌曲、歌谣、谜语、故事、谚语、谐语……）
这种材料，随处皆是，并且无论谁都是知道一点，只要肯去收集，就会有相当的成绩表见。我希望各学校都立一个同样的学会，一同致力于此种工作。我更希望贵校——岭南大学早日成立这种学会，与我们中山大学提携并进。因为我们两校是广东全省最高的学府，容易造成空气。我们能搜集文化的材料，才能批评文化的价值；能批评文化的价值，才能创造出新文化的方式。
八年前的五四运动，大家称为新文化运动。但这是只有几个教员学生（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做工作，这运动是浮面。到现在，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声呼，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
我今天没有预备，又向来不善于说话，所以只得约略地说了这一点，请诸位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