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25年10月11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生活》1920年10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最初是一张4开报，周刊，王志莘主编。从1926年10月24日第2卷第1期起，改由邹韬奋主编，其主要出版期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邹韬奋接任后，锐意创新，逐渐为读者所欢迎。1929年12月，他又将该刊改为16开的杂志型，当时发行量已达8000份。从1932年7月第3卷第26期起。每隔一期还增一份4—6页的影写版精美画报。此时，《生活》周刊发行量已高达15万份，创造了中国近代期刊史上的最高纪录。1932年底，邹韬奋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因而，他不得不于7月出国流亡。《生活》周刊在1933年12月出版至第8卷第50期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所谓“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予以查封。
［作者邹韬奋小传］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笔名抱一，江西省余江县人。中国现代记者、政论家、报人。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在上海编辑《生活》周刊。1922年创办生活书店。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回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救亡运动。
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战期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1942年到苏北解放区。主要著作编为《韬奋文集》。
［创刊词原文］
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的一切问题，是生活。
求生活不得，是一大问题；不满足于其生活亦是一问题。物质上不满足，而生活穷困，穷困之极，乃至冻饿以死，今既时见之矣。精神上不满足，而生活愁闷，愁闷之极，乃至自杀，今又时闻之矣。
天生人，予人以生活之资也，乃受焉而未尽其力利；且予人以生活之才也，乃备焉而未见其长，则生产问题起焉。一部人享优越之生活，致他部人求最低之生活而不得，则支配问题起焉。
人与人相处而有社会问题焉，究之，则人与人之间之生活问题而已矣；国与国相处而有问题焉，究之，则国与国间之生活问题已矣。
武人也，政客也，游民也，土匪也，街头乞丐也，狱中之罪犯也，乃至青楼之红粉，沙场之白骨也，凡人世间公认可恨而可怜者，无非此问题所构成而已矣。
吾鉴夫此问题意味之日益严重，与其范围之日益广大也，欲使有耳，耳此，有目，目此，有口，口此：合力以谋此问题之渐解，作《生活》。
［焦点评析］
《生活》周刊的创刊词认为，中国人由于“精神上不满足”而造成“生活愁闷至极”，以致使许多人“乃至自杀”。目睹这种社会现状，邹韬奋接任主编后，逐步改变刊物内容。正如他后来说的，我要“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以此谋求“政治的清明”及“实业的振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刊物选用稿件偏重于“有价值有趣味”，热心向读者介绍国内外的政治家、科学家、实业家的奋斗成功史，宣传孙中山的生平业绩及其学说，以求提高国民素质，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1930年6月13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上发表《我们的立场》，文中说：“本刊是没有党派关系的”；“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我们希望“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具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不盲从，不武断，具是非心，有辨别力”。这篇文章表明邹韬奋希望把《生活》周刊办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的改良主义幻想被彻底粉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生活》周刊立即刊登文章，号召大家奋起抗日救国，共赴国难，并编印了《生活困难惨象画报》，又发起援助东北抗日战士捐款运动。此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以后，《生活》周刊立即连续发行了3期《紧急临时增刊》，发表了《痛告全市同胞》；根据形势需要，增加了《临时特刊》，及时登载该刊记者亲赴战地采访后写的《上海血战抗日记》；增印了《上海血战抗日画报》，积极声援淞沪抗战前线。
关于“生活”精神，邹韬奋在其遗著《患难余生记》中归纳为：“一日坚定，二日虚心，三日公正，四曰负责，五日刻苦，六日耐劳，七日服务精神，八日同志爱。”我们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日报格、人格，二日服务精神，三日创新意识。
邹韬奋曾在《生活》周刊第四卷一期上发表《没有骨气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的短文，宣称：“区区既忝主本刊笔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在《与读者诸君告别》中也写道：“记者为自己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当《生活》周刊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后，广告也源源而来。对那些骗人的、格调低下的、有伤风化的广告。即使付大价钱也不登。他坚持刊物“不以赢利为目的”。登广告是“靠自己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
邹韬奋对读者的态度，不是把他们当做二次售卖的消费对象来看待，而是当做知心朋友，以平等态度待人，不以导师或救星自居。《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专栏因为邹韬奋的努力，真正与读者形成了良性互动，读者把刊物看做自己的良师益友，订户互相推荐订阅，自动帮助在当地建立刊物的代销点，以至于后来《生活》周刊在国内外建立了200多个代销处。
邹韬奋认为办好周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经历》）。邹韬奋任主编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中议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法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使《生活》的销量迅速攀升。尤其是《生活》的《小言论》，文字短小精悍、通俗化。在读者中是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
《生活》周刊内容的不断进步，使它从主持正义的舆论工具，而成为著名的抗日救亡刊物，销售量也由创刊时的2800多份逐年增加，最后达到15．5万份以上，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由于《生活》周刊鲜明的政治倾向，以及它在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国民党特务开始是对《生活》周刊进行恐吓、诽谤，接着是检查、扣留刊物，并密令邮局禁止邮寄、发行。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在最后一期（第8卷第50期）上，刊登了邹韬奋早在1932年10月就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文中严正声明：“本刊同仁自痛遭无理压迫以来，所始终自勉者：一为必挣扎奋斗至最后一步：二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
《生活》周刊刊登的很多有价值、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不仅在历史上曾对人们产生过很大影响，就是现在读来，仍具有积极意义。
［附］邹韬奋：卧着拿薪水
据报载最近冯玉祥氏对新闻记者谈话，有“国家将亡，应卧薪尝胆，但他们正在卧着拿薪水”等语，未了一句颇饶幽默意味。我们做老百姓的看惯了当今所谓要人也者，往往上台时干得乱七八糟，下台后却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对于大人先生们的高论，常觉得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但像冯氏说的这句话，对于国难中老爷们的泄泄沓沓醉生梦死好象已倒在棺材里的心理形态，似乎描摹得颇有几分似处。拿应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么罪过，可是一定要不客气的“卧着拿”，那撤烂污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
但是我们如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便觉得仅仅拿薪水的仁兄们，就是“卧着”拿的，大概都是藉此勉强糊口活家的可怜虫。讲到国家民族的元恶大憝，却是那些不靠薪水过活，所拿的远超出于薪水，你虽求他们仅仅安安分分的“卧着”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宝贝！
诚然，现在有一班全靠着显亲贵戚，在衙门里挂个衔头吃现成饭的官僚老爷们，拿着薪水无事可做，只须“卧着”就行。他们只要靠得着封建的残余势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资格以及能和这种资格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们，都有便宜可拓。都只须“卧着拿薪水”！但是他们不得不求生存，这样的社会既不能容纳这许多求生者。他们只得往比较可以糊口的路上钻。对这种人我们仍只觉得怜悯，认为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
至于上等的贪官污吏和搜括无厌还要打着玩玩的军阀，那是“卧着拿薪水”并非他们所屑为的。“捐税名称之繁，既已无奇不备；勒借预征之酷，复又遍及灾区。”（见国府请求川军停战命令1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万倍了，但他们却不愿安分的“卧着”，却要“罔顾国难，藉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损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就是客客气气的请求他们“引咎互让。立止干戈”（亦见上令），他们仍充耳不闻，玩得起劲，这就请求他们“卧着”而不可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