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20年8月15日。
［创办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劳动界》，周刊，上海共产党小组主办的中国第一份工人刊物，陈独秀参加编辑，主要撰稿人有李汉俊、陈望道等，辟有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演说、时事、通信等栏目。1921年停刊，共出24期。
［作者李汉俊小传］
李汉俊（1890—1927），本名李书诗，又名李厶杰，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回国后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常为《星期评论》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写稿。他是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者之一。
李汉俊1926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赞成国共合作。提出“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国民革命军解放武汉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任李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李汉俊属国民党左派。1927年7月国共分裂。当时宁汉两地国民党仍是对立的。唐生智据武汉，詹大悲和李汉俊仍继续任职，至国民党桂系军阀驱唐，夺取武汉，詹、李始去职。桂系胡宗铎、陶铰为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12月胡、陶捕詹大悲、李汉俊，未经审讯立予枪决。
李汉俊通英、法、德三国文字。在他退党后仍然宣传马克思主义。
［创刊词原文］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无论是热天，无论是冷天，天还没有亮就爬起来，上的上工场里去，到的到田里去，做的做事情去。天黑了，大家都睡了觉的时候，方才能够休息。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他们就是这样苦，这样做得多。他们还是住的没有得好的住，吃的没有得好的吃，穿的没有得好的穿。设若一旦害了病，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要饿起来了。弄得不好，房东还要来赶他们出去，衣服被卧也要当干净。没有小孩子的人，自己还可以做叫花子去，免得饿死冻死。如果有小孩子，喊的喊饿，叫的叫冷，哭的哭，号的号，那就只好看着他们饿死冻死了。
我们再看那做东家，有钱的人，一天到黑一点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时候了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不是搓麻雀，就是谈天。不是跑马车，就是坐汽车。不是逛窑子，就是抱小老婆。不是逛大世界，就逛戏园子。他们虽然这样一天到黑一点事不做，他们反有大房子住，好东西吃，好衣服穿，有马车坐，有汽车坐，有小老婆抱，有大世界逛，有戏看。
工人同他们这些不作事的东家，有钱的人比起来，已经是苦得不好说了。又还要无热无冷的一天做到黑，那自然是更要苦了。所以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
［焦点评析］
“中国的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如果“他们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这便是李汉俊要“印这个报”的原因。
这《劳动界》发刊词从开头到结尾，作者通常所能反映的无非是一种正义的感伤。他在结尾处加上了“或者”两个字，而且还是用了一个“苦”字。难道“苦”还有好坏之分吗？“苦得好”一点和“苦得坏”一点难道有什么分别？那么，难道唯有鲁迅的笔触，才能直捣旧中国当权者的心灵，这才能算是摆脱贫苦吗？那倒也不是。学问不等，文笔固有高低不同。
李先生这样向世界替工人叫苦连天，真像祥林嫂向世人倾吐苦水一样，是一种无奈的正义之举。以李先生这个懂得英、德、法三国文字的留日学生，而作文却粗俗。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作者是想让更多的劳苦大众看得懂，懂得是在为他们说话的刊物。因为只有懂了，“中国工人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然而李汉俊从感伤中沉思，从感伤中奋发。自1919年起，李汉俊开始为进步的上海《民国日报》和《星期评论》撰文、译文。他在发表第一篇译文《世界思潮之方向》时，萌发了中国必须建党的思想。译文说：“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方面，正在突飞猛进。”李译后写道：“我有几句话要说”，“我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引者注：原文如此），“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积极参与中共建党之思想轨迹最初的反映。
1920年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正如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下称《星评》）《红色的新年》祝词所言：“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宣传俄国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因在武汉讲演时提出“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的社会主义”。使军阀政府惊骇。陈返京受到警署搜寻，经李大钊同志护送转赴天津，两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陈独秀同年2月间只身来上海，寓居法租界渔阳里2号，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评》社相隔不远。李汉俊与其兄书城的寓所也在社内。主持编辑部工作的李汉俊，欢迎志同道合的陈独秀的到来，并同陈经常交往。《星评》社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聚集的地方，也是陈独秀所关注的社团。瞿秋自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提到五四时期一批进步社团与党的关系，把《新青年》社、《星评》社列在最前面，并称之为“共产党的细胞”。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邀请了《星评》社李汉俊、沈玄庐等同共产国际代表座谈。李达说，维金斯基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可以说同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交谈对酝酿建党和了解俄国起了推进作用。
陈独秀在维金斯基来后，着手酝酿筹备建党。1920年5月间，他在上海与李汉俊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在《星评》社的陈望道、沈玄庐、从北京来该社的先进青年施存统、俞秀松，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等，经常在《新青年》社与《星评》社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也记得：“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杨明斋。”
施存统于解放后回忆说：“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
陈公培也有类似的回忆，说：“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当晚，施存统去日本。”
党的早期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头提及“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主编陈同志。”此件是董必武复何叔衡信中提到的，董说：“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这份报告间接反映了李汉俊是施称“五人”中的一人。
《星评》社的俞秀松所言“我们所组织的共产党”，在成立时间、人数、领导者、性质都由上述史料作出补充与回答。从建党全过程看，筹备酝酿历经多次，人员有先有后，由多而少再多，名称也在发展中变化，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在探索中前进。陈独秀与李汉俊协力建党。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也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于1920年8月。此前的7月，“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李达于1920年8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他说：“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八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这样，加快了正式建党的步伐。
总之，李汉俊办报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他所创办的《劳动界》以通俗流畅易懂的语言取胜，尤其是偏重于对工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和宣传，启发工人认识劳动的价值、资本发财致富的秘密、劳资对立、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工人阶级的使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