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向来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在于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如孔子所言：“丘也闻有国有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一理念并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其根本要旨却在于不断提示政治家们要以普通人民为社会的主体。最大可能地抑制分配层面上的社会不公正。但作为孙中山社会改造模式的基本原则，防止贫富不均，又是他殚思尽虑之所在。辛亥之后，党内曾有人反对他的“节制资本”，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美文明国中尚不能行，更何况于中国。且眼前中国急需发展民族经济，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岂能不依赖外国资本和私人资金。然孙中山则反驳道：他的社会改造模式非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至于那些主张中国必须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孙中山看来就如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一段，“是不待辩而自明者也”。
再次。孙中山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改造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国家事务。孙中山相信，富强与文明并不能划等号。他说：同时代的很多改革志士改造中国的理想，不过想将中国发展成一个极强大的国家，以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于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了。在孙中山看来，文明的定义是民主共和，同时也包括贫富不能过于悬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惟俄国为新式。所谓新式的定义就是以道德和文化为本位，如俄国能够“化国为家，人人当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协力”。1924年2月23日他在对湘军的演说中。指出英、美社会还有贫富阶级，而俄国普通人民从小受到免费教育。穷人的孩子，国家为之代谋，成人后有田可耕，有工可做，年纪老了的时候，又有国家发给的养老费，全国就像一个大公司，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孙中山说：“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而且，他还多次强调，在今日我民族未发达之先，就应立定扶穷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昌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即“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责任”。
尤其是，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又进行了重新阐释，使其社会改造模式更具时代和历史的特征。孙中山说：穷本极源。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民族团体以外，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具体地说来，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外国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将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至平天下止。虽然孙中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的；但传统文化只是将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置于道德的范围；而他则要将其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为适当。孙中山说：“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去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的。”
这一改造，如其将传统“知易行难”说反其道为“知难行易”，目的是要凸显道德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意义，在现实的政治变革中则是为了避免国民革命再蹈中国历次农民革命之覆辙。他说：凡人类皆有其主义。以发财而论，则人人皆欲之，我党之救人，亦属发财主义。但常人则欲个人发财，我党则欲人人发财而已。“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乃化家为国之革命，我党则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实为化国为家之革命。”而这一思想的道德基础在于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孙中山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一道德训诫全部的政治含义，不过是对统治者个人的道德约束。如孟子对梁惠王大讲“义利之辨”，强调“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充其量只是要求统治者不以个人之私利而坏天下之公利，推己及人，推恩天下。而孙中山则不同。后来被尊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人的孙中山，那时候即已把西方社会的民主理念结合进来，既有工具理性，更有价值理性，不仅在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在于百年中国的道德重建和社会伦理的完善。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孙中山先生圣心苦雨，独力撑天，九死而不悔。即使是在他逝世73年后的今天，伫立在夕阳西下的世纪山巅，我们也依然还能感受到那曾经照耀两个时代的巨星的奕奕风采，我们也仿佛依稀还能听到伟大国父在创刊词中那铿锵有力的召唤——建设！“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人一心以赴之……”
［附］孙中山：大总统宣言书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应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负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画一。夫岂其难，是日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日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日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飘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书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同胞共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