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8年10月5日。
［创刊地点］北京。
［创刊背影］
《京报》1918年10月5日由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创办，邵自任社长，潘公弼任总编辑，日出对开一张4版。该报注重政治问题、敢于批评时政，出版仅几个月就颇受重视。1919年8月22日，该报因揭露皖系政府的卖国行为。被当局以诬蔑政府之罪名予以查封，邵被迫逃往日本。1920年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倒台后，邵又回国将该报恢复出版。复刊后的《京报》敢于主持正义，顺应时代潮流，能公正地报道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经济情况，支持国内工人运动，谴责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卖国行径。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占北京后，以“宣传赤化”罪将邵飘萍杀害，《京报》被迫停刊。奉系退出北京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于1928年6月12日将《京报》再次恢复出版，直到1937年7月28日停刊。
［作者邵飘萍小传］
邵飘萍（1884—1926），近代记者。原名振青，浙江金华人。十四岁中秀才，后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被聘为《申报》特约记者。1912年与杭方正斋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因批判袁世凯专制独裁，连续三次被捕。后报社被封，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为国内各大报纸报道日本情况，时誉日盛。1916年回国，同时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报主笔。1918年7月，创办新闻编译社，为我国第一个通讯社。10月创办《京报》。因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罪行，报社被封，再度流亡日本，被聘为《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并为北京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北京政治大学讲授新闻学。后因同情革命，被捕杀害。
［创刊词原文］
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
［焦点评析］
以《京报》贯名始于清代。
清代民间“报房”商人抄录邸报（封建王朝出版的政府官报），翻印出版的报纸，因其封面多用黄纸，俗称“黄皮京报”。日出一小册。每册约七、八页。内容以报道官吏任免消息和皇帝谕旨为主。此外，一份清末君主立宪派的报纸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北京创刊，由汪康年任社长兼总编辑。日出一大张，以刊载政治新闻为主。1909年因评论杨翠喜案被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国初期由邵飘萍创办的同名《京报》，其与汪康年当年创办的《京报》在宗旨上本是一脉相承的。只因朝代不同，遭遇也自然不同而已。邵飘萍办报意在“供改良我国新闻”报道，这与过去专登些市井生活的报刊大有不同。他的办报方针很明确，就是要设定政治新闻，“为社会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
邵飘萍在创办《京报》以前，曾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他因为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撰文，评击袁的罪恶阴谋，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后来不得不亡命东瀛。1916年回国后，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贪贿弄权的报道。文章辛辣、诙谐生动。尤其是他对时局惊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称奇。
邵飘萍身体力行、说到做到，他善于采访，手段高明，时人誉为“有鬼神莫测之机”。创办《京报》以来，更是与社会各色人等广泛接触，上至总统、议员，下至贩夫走卒、仆役杂工，他都能应付裕如。他为人慷慨豪侠、爱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宾客，而许多重要新闻就是在觥筹交错之间获得并完成的。当时的京畿大官对记者普遍避之唯恐不及，而独邵飘萍却能使他们不得不见，见后又不得不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也想参战，又恐民众反对。为了防止泄露秘密，在正式决定出台以前，段祺瑞下令国务院及下属机关全都“停止会客三天”。北京的新闻记者四处打探消息，均无所获。邵因为这条消息多次碰壁。最后，他干脆借来一辆挂有总统府牌照的汽车，径直开进国条院的大门。下车后，他掏出“《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门卫禀报一声。门卫说，段总理有令，这几天不会客。这时，邵拿出1000元，先递给他500元，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你给禀报一声，这500元就归你了。万一总理接见了我，再送你500元。”这时，门卫动了心，拿着名片进去了。不一会儿，就笑嘻嘻地出来说，段总理同意见你。
邵飘萍见到了段祺瑞。但段祺瑞避口不谈参战的事情。邵飘萍向段祺瑞保证，3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自己甘愿受罚，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抵押。段祺瑞这才将中国决定参战的消息告诉了邵飘萍。邵得到确切消息后，就离开了总统府。临出门时，还没有忘记将剩下的500元交给那位工作人员。一出门。就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此消息拍到上海。上海报馆马上将此消息发表出来，还印了十几万份“号外”。当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上海的报纸都用轮船运到北京，要4天才能到达。所以，当北京市民看到刊有“中国参战”消息的报纸时，已是4天之后。段祺瑞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
一天，军警包围了《京报》馆，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邵飘萍。邵被迫离开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第二次亡命生涯。
直到1920年段祺瑞下台后，他才辗转回国，《京报》也得以复刊。但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
1923年4月18日，《京报》上有一篇辛辣嘲笑议员和官僚们蛇鼠一窝、贿赂公行的文章，题目叫《议员多变财政官》，其文曰：
犹忆去年陶文朱强奸儿媳，其媳妇呈文中述陶强奸时言，曰：
“不要生气，多给钱花！”此名言也。今日政治中人，能免为陶媳者有几？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观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
“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嬉笑怒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邵的手笔。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并联合美、英等国要挟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结队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造成死47人、伤150余人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京市成了一座鬼城，各大学校园差不多都成了灵榇陈列室。3月23日各界民众为了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野蛮、无耻的屠杀，自发组织了一个追掉会。会议开始，没有人敢做大会主席，陈毅当时是中法大学的学生，挺身而出。担任大会主席。会上，他痛陈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震动全场。他讲完之后，不见有人上台，会场呈现出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环视台下，突见一人青衣马褂，走上讲台，讲的内容大致就是3月19日《京报》上的时评，这人就是《京报》社长邵飘萍。
实际上，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京报》就介入了此事件。以后几乎每一天，《京报》都有谴责杀人者、报露屠杀内幕的报道。在这些文章里，邵飘萍嘲笑中国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还提出要“缉命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月底，《京报》更是破天荒地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了所谓“平暴”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经京师警察厅和督战执法处事后不眠不休的侦查：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各类“反政府”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9篇多。
这种一往无前，与专制主义不共戴天，并战斗到底的精神，为邵飘萍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冯玉祥将军就称赞他“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但同时也招致许多人的嫉恨，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3．18”之后，政府不但没有将枪杀徒手民众的罪魁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绳之以法，反而拟定了一张48人的通缉名单。其中有：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
一代报人邵飘萍的直接死因，导源于1925年他支持郭松龄的倒戈反张，并促成郭、冯（玉祥）联盟。1925年12月7日，《京报》出版了一大张二整版的“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上面登载的全是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相，每张照相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案语，如：“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通电外无所成白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痛斥张宗昌为“鲁民公敌”，张作相为“甘心助逆”。他不断发表评论，赞扬郭松龄的“叛出”，历数张作霖的恶迹，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
这时，“马贼”出身的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给邵飘萍汇款30万元，“希望能帮助《京报》走上正轨”。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
1925年12月。张作霖联合日本关东军夹攻郭松龄，郭部人少，兵败被杀。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的军队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派飞机轰炸北京，冯玉祥被迫下令撤出京城。撤出之前，冯玉祥三次派人到邵的家中，劝他随军撤退，但邵坚决不愿离开阵地。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抵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也随之到了北京。
邵飘萍自知大限将至。在家人的劝说下，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简短明了，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宣告完毕，这个人就要动身前往他早已准备去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再次温习一下这个以笔为旗的战士那坦荡无畏的心迹：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敢，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
1926年4月24日，飘萍因久离报馆，放心不下报务，拟回馆料理。这时，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劣币淘汰优币”的剧目，再次上演于民国15年的这个不寻常的下午：一个叫张翰举的，他相与多年的朋友打来电话，信誓旦旦地向邵表示可以放心回馆，说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得张学良口头允诺，《京报》可以照出，并以人格担保不会有事。可邵没有想到，“以人格担保”是必须先有“人格”才能“担保”，对于根本没有人格的人怎么能“以人格担保”！下午5时，邵飘萍驱车回馆，馆内逗留一小时即离开。才出魏染胡同南口，即为两旁预设的特务所逮。至此才知为张翰举所出卖。
当代历史学者吴思认为，一个人打工雇工有工酬，流血卖命有“血酬”。那么，依此类推。一个人出卖灵魂当有“魂酬”。张翰举出卖朋友的“魂酬”，为大洋二万块以及张作霖委任的造币厂厂长之职。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邵飘萍被逮的消息。邵的报界友好和新闻记者13人立即联袂往谒张学良，为邵求情。时任奉军第二军团长、风流倜傥的“少帅”，这时再也不“帅”了，他直言不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的字）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本人无可奈何。”说完，用手做了一个漂亮的杀头姿势。代表们始知向张求情不过是与虎谋皮，怏怏而归。
26日凌晨1时许，京师警察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随后便秘密地判处死刑。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
过了3小时，也就是4月26日4时30分，一个中国新闻史上值得记忆的带血的黎明来到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行刑者用马枪朝脑后射击，子弹从右眼穿出。黎明的大地就这样接纳了它自己忠诚的儿子。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这个报业巨擘临刑前，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死时年仅40岁。
邵死后，行刑官对邵飘萍很表敬意，未及家人来到，已将其尸浮埋于永定门外。因适逢战乱，未能安葬，邵的遗体后来一直暂厝于北京天宁寺，“文革”中遭红卫兵劫掠。灵柩被毁，尸骨被扬，其留存的珍贵手稿、图书及其他遗物被抄没。遗孀汤修慧也被逐出北京，打回金华老家。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我们应该记住，一份带有强烈启蒙主义色彩的报纸在《京报》创立的当天，他就在编辑部挥毫提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赠与办报的同仁——鼓励他们和自己一样“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这掷地有声的诗句，最终也像符咒一样伴随着邵飘萍走完困厄、流亡、缉捕、囚禁直至被杀戮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