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有些其实别人已经做了我们应该也就是人类学都有所谓的学科自觉，费先生所讲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成熟到一定程度要有对自己文化、国家、民族的一种的意识——反省意识。那么我想一个学科它成熟的标志，那就是会有一个学科的自觉。我们经常在说某某学科有危机，其实是好事，那个学科的人他还知道自己有危机，比较可怕的是我还不知道我还有危机，我以为我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学科应该自觉反省。这一点应该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人在做。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的文学的、哲学的、史学的一批人都在做本学科的近百年的一种反省，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学人》杂志。它其实就是对每个学科的反省，就是重新反省我这个学科近百年的一个变化。因为在近百年之前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比如人类学。中国古代没有人类学，顶多只能说中国古代有中国人类学思想，人类学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近代的学科不管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什么之类的都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只有一个文史哲的传统，其他都是西方给我们的。当西方这么一套东西进到中国来之后，而中国人那时又没有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代，很值得我们研究。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的，很多中国研究为什么西方人来做之类的，是有很多东西在影响。你比如说西方人来中国作调查，为什么他们做的比较好？那是因为别人的发表渠道和我们的不一样，人家使用的是国际通行的语言在国际流行的杂志上发些东西，当然很有可能被大家关注了。那么我们使用的是当今不占优势的语言（全世界懂中文的人很少，就我们自家懂得），所以我们自己的文章别人看不到。不是说我们不好，其实我们中国社会很多东西不见得是一流的在产生影响，很有可能的是二流的、三流的东西在产生影响，是因为一流的东西不见得出去了，一流的东西西方看不懂、看不到，倒是相反的，其他的成果运用某种语言平台出去了产生了影响，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影响。另外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想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套定式，这套定式就是西方的那套学术话语。刚才徐老师所讲的：王铭铭总结了几个范式。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脱离不了，我们现在的人类学不就是西方来的吗？我们整个思考问题就是这么一套东西，就这一套东西来看，我们要跳出来很难。因为我们接受的假设是一套正统系统的训练接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成了我自己传统的一部分，你讲人类学与中国传统脱离不了人类学与自我的传统。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接受的西方这套东西。那么我们怎么跳出去呢？很难。所以我觉得我们恰恰回头去看看，看看西方学科刚刚来时而那批中国人其实没有接受西方传统，他们怎样反应，怎么样想问题。类似于费得清以前讲的刺激反应——它们刚刚来的那些东西我们怎么反应。有很多东西我们去想，说不定某些东西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反应到了，我们自己没有把它当宝。刚才徐老师讲到了一个“权力”，权力是谁来谈的？中国人特会谈权力。中国就是一个权力社会，这在全社会都很典型。中国人很早就在谈权力，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当年那个读《毛选》。毛泽东当年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那里面在谈什么东西？在谈中国人不就四种权力吗——神权、族权、夫权、政权，谈得就是权。而中国人特会谈权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干什么？文化大革命在夺取权力。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是一只手抓印章，就是要夺权。所以我突发奇想，我们现在谈权力很多用的是福柯的权力。我甚至怀疑当时法国人谈权力是受到中国人的影响，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欧洲的一些激进青年（包括福柯）每个人都拿着毛泽东语录在看。
孙：我曾让我的修文化人类学的本科学生去做田野。他们选择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结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多留学生虽然他们年纪很轻，但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还很称颂，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好啊，我们现在说好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好。包括法国、巴基斯坦、印度、缅甸、非洲等地的一些青年，都有这种想法。有的还挺崇拜。你说怪不怪？
钟：就约等于“粉丝”嘛，当时多少毛泽东的粉丝在法国，现在还可以采访到一些人。我有时在想我们的一些东西说不定就传了过去，说不定毛泽东所说的权力，说什么夺权，对那些欧洲思想家都有影响。大家会觉得权力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在想我们在讲中国传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很早的传统，从先秦三代一直往后走的传统；另外一个是在一些中间的交错地带——西方社会刚刚进来，而中国的全盘西化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中间地带，也许有很多中国人有很闪光的思想。包括我们的前辈，包括比费先生更老的前辈，因为他们那一批人都是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根底的人，他们受到西方的刺激。你比如说潘光旦，潘先生谈了关于中国传统的东西，包括费先生所弘扬的。所以我觉得那一代真的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现在好像也看到一部分在总结。不管说王建民去梳理《中国民族学史》，包括王铭铭最近几年老在写那一段时间的东西，包括吴文藻先生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那一代真的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与五四那批人所面对的问题基本是一样的，有很多的东西没有人想过，为什么？我觉得文学、哲学、史学的这批人去维护这个百年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所长刘梦锡，他专门作了一个文化史的系列。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别人就想了我们有什么必要再去浪费呢？就是我们必须关起门来重新思考。中国传统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前人可以帮助我们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好多好多的弯路。
徐：接着钟老师和孙老师的话说。这里有两个关怀：一个是对学科本身的关怀——我虽然是从历史学走进人类学的，但也将近20年了。越走进深一些，越觉得我们学科的可怜，一直在边缘徘徊。我们没有人类学系，还是借用朱老师社会学系的风水宝地。社会学很强势，所以华中师范大学建立起社会学学院。我觉得这个学科真的需要壮大起来，它一直在停滞，在边缘当中。但现在有一点小小的突起，那么这个学科的关怀，就是我们学科的自觉。我办广西民族大学的学报12年，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的角度，形成一种对学科的关怀。做人类学的，都要对自己的学科有一种学科关怀，要通过理论努力去发展学科，推动学科的发展，哪怕你添一块砖，加一块瓦都是好的。随着队伍和人数的增加，一块砖、一块瓦就不得了了。可惜现在我们的队伍还很小。本来人类学是一个很开放的学科，但是有一些人的思想搞得很保密，什么东西都搞得很封闭。我觉得我们应该光明地、坦然地把自己的东西与他人交流、互动。我教研究生有5个多“多读书、多下田野、多写作、多交流、多参与”，关起门写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二是学术史的关怀。人类学到中国的发展也有100多年了。90年代末在中山大学开了个会“纪念中国人类学传统百年”这一百年，尤其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那批老的人类学家。好比说吴文藻先生，他是要不遗余力地要把功能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觉得自己讲不清楚，就干脆把布朗请来，同时把费孝通派出去，去学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乔健的对费孝通的评价认为费老真正创立了一个学派“历史功能学派”。因为功能学派本身并不关注历史，甚至歧视历史，但是中国的学者研究功能学派，躲不过历史。乔健说：近百年来对文化有贡献的12位世界大师，其中一位就是费孝通，而费老是用中文书写的，其他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所以我觉得学术史的关怀，也就是我们从中摄取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地。从这里我还想到了第三个问题：人类学这门学科现在的发展不是我们所想的——鄙视做应用的东西，认为我们就是做理论的，理论是要做的，但是理论是不仅仅对西方理论的梳理（这种只是注释或是解释作用），而是在田野当中提炼出来的。泰勒也好、摩尔根也好，为什么文化是进化的？但后来人家更牛一些，提出“文化是传播的”。后来又提出了功能的、结构的一直往下发展，到现在的从客观到主观，是象征的、符号的、解释的。费老提出了“文化是自觉的”再次达到一定的高度。乔健对费老的总结是“历史功能学派”，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现在人类学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因为它转向运用，转向研究现代，他的应用发展非常快，历史、心理、经济、旅游等人类学在美国发展的很快。刚刚孙老师说：历史学主动来借用人类学方法，不承认自己是人类学者。包括王明珂从不承认自己是人类学者，而说自己是历史学者。但是他运用的是人类学方法，人类学理论来研究，他的著作也好全是人类学方法做成的。包括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人做的地方文献，对地方历史文献的调查，关怀弱势群体在历史上是怎么说话的，他们是怎么书写历史的，不能老看帝王将相、历史学家们所书写的历史。医学人类学家由于SARS变得非常重要，就是爱滋病从来没有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参与研究，所以让人类学者参加会议，后来才有了景军、庄孔韶等人进入研究爱滋病防治。所以医学人类学发展很快。经济人类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原来世界银行的贷款都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去拍案，后来出了青海事件之后，世界银行冻结了贷款，说：中国的贷款项目必须有人类学家的评估。习是世界银行专门聘请了一个精通中国的人类学家作为他们的评估专家——顾定国。可是他没有三头六臂，所以中山大学的周大哆教授跟他做世界银行的评估，我也跟去江西作了一回调查。应用包括旅游、影视都是这样。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太没有意思了。没有什么水平只有纯粹理论的人才有水平，这就缺乏人类学真正的学科关怀。真正的学科关怀就是既要做田野，也要做理论。我有一个研究生，电脑很牛，后来派他去乡村做田野，他很痛苦。我后来就派他到网络上去做田野。所以我也很赞成要关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中国传统不仅仅是回首往事，还应该放眼未来——没有人类学不行。中国的人类学基本都是在国内做，出国的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外国留学的很多的也是回中国做田野，很少在国外做。西方、英国等都是去非洲、亚洲做田野。他们跑到中国来做，我的学生也到泰国做田野，但是难呐。经费、语言有限。反过来，何乐不把自己的东西搞好呢，所以关注中国传统是人类学学科关怀的必然。反过来，要发展人类学也必须关怀中国的传统。
朱：理论当然在人类学中国传统建构中是重要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两条途径：第一条站在西方理论的肩膀之上再提升，但是我感到这种路径并不怎么可行。第二条是遵循格尔兹的教导：理论接近于基础，可以从基础出发直接建构理论。我感觉这一条路比较可行，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澜：对应用方面的可能性，中国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在权力方面。在政治运作和管理层面、学校管理层面等，管理的方式很多是借鉴国外的。在中国的实际操作、实际教学若能联系到中国的传统，可以看到一个外国的经验在中国可能是一个嫁接的过程；另一个是前瞻性的、预言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总是在一个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向前发展。那么这时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去做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比如说，工厂的管理或者说是机构的管理，那么来预言我们的政策或管理模式的后果，可能会得到某些进步性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研究，如一个工厂如何组织，也有人在“硅谷”作研究。研究中关村的运作模式，可以看到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的发展，给人类学打开了门，可以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进行交流沟通。文化人类学与自然学科也并不完全割裂的，如认知人类学——研究人如何认知世界。从不同的认知传统方式来考察，与专业的心理学、医学进行交流。了解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接洽点是在哪里，既然人是自然生物又是社会的一份子，就需要知道两者的界限和联系在哪里，两者如何运作结合到人的身上。我想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是迎着浪头上去的，在国外也是新的研究方向。
钟：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家勒温说：好的理论是最好运用的。好的理论的衡量标准——就是很好用。在他看来，理论和运用是没有矛盾的，是一码事。所以，我记得上个世纪丹尼尔·贝尔在总结20世纪70年代左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印象中是总结了60几项，基本是西方人做的，只有一项是中国人做的——那就是毛泽东的农村理论。贝尔认为这套理论很好用，起码是成功的。毛泽东当初是做田野的，但真的做的很好，把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今天我在想能否倡导一个东西：当年的博厄斯所倡导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我们中国人类学发展近百年，能否也写一本，实际上是很好的东西。
徐：今天大家谈得很好，特别是朱老师谈得很系统。看来对于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话题，讨论仅仅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宋雅思刘日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