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徐老师，某种意义而言，我和你的观点不矛盾。你大约是想说“田野”有相对意义和绝对意义。广义说，如果将两者放到同一个平台，二者都是文本，只不过形式不同，做“田野工作”可以把查资料，找文献包括进来。我指的是绝对意义，做田野工作就是贴近研究对象，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参与观察，这是狭义上说的，“田野”就是“田野”，文献就是文献，二者经纬分明。我觉得掌握广义和狭义非常重要，前者说明“田野”具有普适性，各门学科都有走出书斋，参与到自然或者社会生活的必要；后者说明人类学与各门学科的“田野”具有质的差别，所以，从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需要系统的训练。
徐：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了。你的意见有你的道理，我觉得历史也是一种田野，比如说，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做了大量的田野。
何：我们一般说的“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产生以来才有的，特别是跟塞利格曼、里弗斯、马林诺夫斯基、伊文斯—普里查德等为田野调查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分不开的。
徐：费老有几次和我谈过，他说田野无处不在。只能从相对意义上来讲田野。
张：布莱克尔说过的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
何：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之前也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的田野工作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当然不同。
徐：因为西方的文化，它有它的传统性。比如美国的历史就那么长，当然它也做它的历史文献。我们中国的情况就是，除了我们现在的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田野点上做的田野外，若不能将五千年的历史作为基础，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过失。
何：徐老师，你提的问题很好，使我们又回到了刚才那个主题。全球化实际是个历史过程，是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自新大陆发现以来，世界不断地全球化。中国某些朝代也都遇到这个问题，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寻求全球化，鸦片战争是清朝闭关锁国，企图回避全球化，结果回避不了，人家打进来了。在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古代中国的版图决不是现在的样子，各个朝代的地图都不一样。所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指民族史）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瞬。
张：我想说的也是跟何老师说的有关系。人类学是一个很开放的学科，而且我们现在还不够开放。最主要的是我们太迷恋也就太迷信我们的田野调查，所以何老师刚才一再强调我们要多一些联系，这对于在中国做田野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很多的现实里面，我们有兴趣讨论的都是有历史的根源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一点点历史工作。有人认为人类学做历史工作就不正统，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徐：这正好是我们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这了这份工作，把历史和人类学打通了。打通后，反响也好，效果也好都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历史学是一个比较枯燥、或者比较沉寂的学科的话，那历史人类学是最火的，这是近几年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就这个问题来讲，我赞成张老师刚才所说的，小地方回答大问题，就是你的关怀在哪里。作为一个人类学工作者，你在你的田野上做的时候决绝对不是做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村庄，就像张老师刚才讲的，也包括何老师刚才讲的，当做三江并流地区的时候，你的着眼点绝对不仅限于三江并流的问题，必定要和全球化的背景、中国现代化的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那个地方的的小孩喝红牛要比我们大方的多。所以，小地方可以面对大问题。人类学的关怀面对世界，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中国的关怀。人类学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实践它？
周：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中国传统的研究，前提是要有专业的人类学训练，才能去做这样一个研究。不是挂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就可以去做。举个例子：我在香港碰到了某老师，他写了《土著人的观点》。当时我跟他有个对话很有意思。我问他：“你如何判断他是土著”，他回答说：“住300年以上”。然后，我又问：“你如何证明他住了300年呢？”他回答：“我们有族谱，我家的族谱可以一代代追溯上去，300年的历史很清楚。”我说：“越是清楚可能就越是错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所有的族谱都试图证明自己不是土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人类学的训练去做人类学的研究，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所有族谱，比如广东、福建周边看到的族谱证明自己不是土著，而是说我们从哪里来的，从什么地方迁移来的，这恰恰证明不是土著。至少研究者认为研究对象是土著，而研究对象并不自认为是土著。既然冠以人类学家，就应该有人类学的训练，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去了解一个社会的特性，要从资料中找到证明你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没有人类学的训练而得出来的结论性的东西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何：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几代以前的族谱有可能造假，越往前走攀附、抄袭的现象越严重，相似性越大。
徐：所以在广西许多姓族谱上都说是从山东白马来的。
周：他就是证明自己不是土著。我说，恰恰是跟结论相反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东西，也就是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这一套的东西没有受到重视，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大家不懂得如何将中国的知识和人类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去做研究。很多人没有中国的这套知识，也许他受过人类学的培训，比如西方背景下的学者。我的一本书讲到了，西方的一些学者，看到中国材料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中国的这套知识，所以不太懂。他可能对中国的知识有一点了解，但对人类学方面的不太了解。怎么样去做田野调查？所以，有的人误认为做田野就是去到那个地方走一圈，然后收集点资料回来，然后还下一可怕的结论：我们以前人类学家所做的研究都是在做重复的劳动，还不如他去走一圈得来的东西多。反过来说，那么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来做田野调查？事实上，走马观花得来的资料和你深入实地得来的是很不一样的。你肯定得去开发前人的东西。在调查时，和你不熟悉的调查对象对你说的不一定都是事实。我们在调查时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访谈者第一个星期和你讲的对比第二个星期讲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甚至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因为当地人不会相信你会呆那么久，所以他会当你是个陌生人，不会对你讲一些最真实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就说明走马观花得来的资料确实和你深入的研究得来的资料不一样，而且也可以推翻深入调查者的结论，问题是你推翻他的结论恰恰是站不住的东西，你还自以为是。所以，在整个的研究中建立起一种学术规范还是重要的。除了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要读书，也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做，也要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做。
徐：中大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比较严谨，经过人类学的严格训练。在这个基础上去探讨中国传统与人类学，才能接近真实状态，才能有所发现。我到这里来，就是向大家请教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问题。作为历史悠久、学术严谨的中大会对此认识比较深。刚才何老师、周老师讲的，我很赞成。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经过良好的人类学的训练；我们在教学生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教。现在有一种现象，即对田野的一种忽视和轻率，有人甚至提出取消田野。这是极为荒唐的做法。如果那样做，完全是不懂得人类学是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东西。所以，这个看法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讨论人类学与中国传统一定要按人类学的规范来进行研究。
何：我上面说的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原来好的、扎实的、规范的东西要敢于坚持，并且要传授给学生；眼观八路，耳听四方，提高应变能力，学习新东西，回应新东西，不能过于刻板。
张：可能每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当然前提是他从事了人类学的职业，他最后都可能会形成一套非常个人化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我们的研究生受到制度的限制，两年制的学习只有一个暑假可用于做调查。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点：我们的时间确实很有限，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可能在田野里都遇到了。所以，何老师提的一点比较重要，参与观察我们早忘掉了，去到那里，我们就拿着本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问，觉得今天没有找到人聊天，没有问别人很多问题，好像今天就白过了。事实上，你头脑里面的每个问题，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太聪明——你问的问题他不懂，你就会解释，他还不懂，你会进一步的用当地的措辞、表达方式去解释，如果他再不懂，你就会给出答案让他进行选择，我们的问题马上就会有答案。我们希望学生在下去之前看一些东西后，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有兴趣，还是有一框框的东西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最初做调查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有些结构性的访谈为主。如果我们把参与观察完全抛于脑后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回来很多访谈的资料，这些访谈完全是对你的头脑内问题的回答。但是，当你真正地深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可能最初你设定的条条框框最终完全被破坏——那是好事情。当初的一些理论假设最后有某种程度的修改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太强调这种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我们更需要去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要理解他们的物质世界，而且要去认识他们的精神层面。在田野中，哪怕你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需要有这个过程，去体验你的研究对象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真正深入到了你所要调查的社会里面去了，真正了解了你的调查对象。我知道有些学生做调查的时候，第一不能吃苦，第二是太过于着急。着急会致使他尽早去拿到材料，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他的材料和他的理论非常的合拍，其实这其中还有有些问题的。田野调查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经验性的东西不是可以教的，只能在进入田野的过程中慢慢去体会。那样的体会对于他解读相关的文献，也包括他收集的田野的文本的解读都是很有帮助的。
刘志扬（以下简称刘）：刚才几位老师已经说了，中大的传统就是微观的、建立在扎实田野基础上的人类学研究。怎么样对田野资料进行解读？西方的理论是不是适合中国社会？这个当然是另外的话。但是，西方的民族志在手段和方法上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抓问题意识、对关键词的提练、明确清晰的研究主线，还有刚才何老师和张老师提到的微观与宏观的结合问题等。对一个微观社区的研究必须要与更大的社会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就如像刚才何老师说到的，虫草是和世界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藏区挖虫草非常普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这个题目以前也有学者做过，但没有太深入。虫草的需求和市场是和我们广东、福建，以及日本、韩国对于虫草的想象，并且还和我们传统医学中的中医理论相关联的。虫草给当地藏族老百姓带来了富裕，但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虫草影响到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每到挖虫草的季节，当地的小孩不上学而去挖虫草了，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卖虫草能大大的改善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家中的小孩不上学了，就多了一个劳动力，以致于虫草经济现在与计划生育也有关系了。所以说，小的社会可以与大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徐老师一直在问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解读，对以后社会的贡献问题。我想还是以西藏为例进行说明。在西方话语下，现在基本上主流的媒体和西方的政府大多攻击我们灭绝了西藏文化传统。某些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以保护西藏文化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博得西方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的。而人类学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今年我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还有周老师、做过一个名为《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步伐研究》的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地区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很难再找到所谓的文化孤岛。那么西藏为什么就不能有现代化的发展呢？在西方虚构的关于西藏的话语下，西藏被想象成最后一块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净土，其原生态的精神生活和自然生态是西方人心灵的追求，这种心灵的追求建立在西方人已经享受到了的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上。那么我们也可以反问，为什么西藏就不能有和西方社会同样的现代化的舒适生活和物质享受？在课题论证过程中，西藏现代化发展如何与藏族传统文化与有机结合，西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方向等一直是课题组讨论的重点，我们认为，西藏的现代化肯定与内地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是由于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所产生的。举一个研究大棚蔬菜的例子。美国的一个博士写了一篇500多页的关于拉萨大棚蔬菜的论文，她专门研究拉萨的大棚蔬菜。她研究的结论是大棚蔬菜使得当地藏族农民被边缘化了。她认为在大棚蔬菜种植的过程中，汉族得益，而少数民族更加贫困，被边缘化了。这是她的主要观点。当然，她用了很多其它的方面的解释，比如说经济方面的，还有懒惰的习惯等等来进行解读的。实际上，通过我对拉萨农村的田野调查，我发现藏族农民种不种大棚蔬菜是一个文化和观念上的问题。我调查的拉萨郊区农村，从区政府到乡政府都采取各种手段积极鼓励藏族农民种植经济附加值高的大棚蔬菜。政府曾经花了几万块钱，派了两个技术员手把手地教藏族农民种大棚蔬菜，还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但是藏族农民都不愿意种大棚蔬菜。农民宁愿把地一千块一亩租给内地来的汉族农民，自己只收租金。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人类学来进行解读了，为什么藏族人民不愿意去做？我认为与藏族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关系，可能和藏族的洁净观念有关。因为藏族人不习惯在一个他们认为肮脏的内部的空间里面干活。粪便是肮脏的，应该在外部空间中存在，但是大棚蔬菜加盖塑料薄膜以后就成了一个内部的空间，藏族农民无法忍受。通过我们大量的田野调查得知，汉族人在大棚中不会得什么病，而藏族人却往往感觉到要生病。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的现象，我们解读以后，可以用这些方面来反驳西方学术界那些形成妖魔化中国思维定势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