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小到大，从中原地区到现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一个大的地域，它逐步逐步大起来的，它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在黄河、渭河流域，华夏文化逐步形成之后，融合了四周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一个大的地域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疆域里面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中国传统的多样性是肯定的，但是他的主流文化，我特别关注这一点，就是汉文化的一些特征，在过去的传统当中，特别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人处在世界的中心，并认为地是方的。到近代以后，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是后来的西方的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后才知道的。中国传统的地理知识，就是认为世界是方的，就是一个平面，中国人住在世界的中心，所以周边的就是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形成了一个“五方格局”。周边都是蛮夷这些未开化的民族，中间是华夏族，是文明了的民族。这是中国文化认识周边情况最初的世界观，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群分类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到现在还有，还存在。我们可以翻开所有的历史书，很多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就会发现，只要谈到汉族到了哪个地方，都会加上这么一句话：他们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汉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都会有这句话的，你们随便去看。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汉族就一定给周边少数民族带来先进，真的汉族就比少数民族先进吗？很多历史都已经证明这样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很多实事，不管是考古学的事实，还是现代的一些边疆开发过程当中的事例，我们都可以对这种看法进行反驳。例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被伐砍，与从湖南汉族的二十万移民到那里去有关系，去西双版纳干什么呢？砍树。这给西双版纳带来什么呢？把砍树的先进技术带进西双版纳？把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毁坏掉了，这明显就是破坏环境，有何先进可言？我们无意去否定汉族移民在西双版纳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但是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到，汉族移民一定给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文明，则未必真是如此。在西双版纳解放之前，西双版纳的秩序非常好，它的文明程度不见得是低的，就拿农业中的灌溉系统来说，傣族人民的设计和管理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和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傣族在西双版纳所创造的文明。
其他很多事例也都可以证明这个道理。比如，在广州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南越国”国王的宝剑，两米多长，那么你说他的冶炼技术，一定比中原地区落后吗？不一定嘛。
徐：还有我们的铜鼓呢！
黄：对啊。再如，鄂伦春族是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人口少自然有它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解放以后采取的一些补贴措施、扶贫政策等，并不适合他们本身的文化需求和生活需求，虽然他们可以领到和国家干部一样的工资，但现在还是有人闹意见。我们国家在制定扶贫政策时，受到少数民族是落后民族的观念的影响很深，老是认为少数民族应该像中原汉族那样，应该向中原汉族去学习先进的东西，这个观念是强调得过头了，依照这种观念所制定的政策，导致的错误结果，已经令人震撼。所以，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这种理念，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是偏颇的，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必须要放弃。以这种观念去撰写历史，根本违背了中国传统当中的文化多样性的事实。这个理念不应该再继续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发生影响。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我认为中国传统当中，对周边人群、国家的认识方式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类学兴起的源地——欧洲所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低视周边民族的问题上有点相似。但是，“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汉族中心主义”不一样，欧洲中心主义强调人在生理上的不一致，但汉族没有强调这个区别，所以“欧洲中心主义”最后被希特勒利用，成为其杀人的良好借口，希特勒要把劣等民族全都杀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这个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中国是虽以“华夏”为中心，但“华”与“夷”之间没有一道跨越不了的屏障，“华”可以变“夷”，“夷”也可以变“华”。
徐：华裔本来有自变，变型的变，然后是变开，变化的变，夷变华华变夷。
黄：对，所以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不能等同于“欧洲中心主义”。千百年来，汉文化能够融进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当中也能够加入汉族文化的成分。可以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以生物学作为一个取向标准，不要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特征。
第三，我想，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共识，还可以让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当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中国传统当中虽然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有“人定胜天”的坚强信念，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观念使得中国人长期以来都没有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比如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当中的请客吃饭，一定要摆出很多的饭菜才能显示主人的热情好客，才能表现主人的大方等等有关面子上的问题，这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这种观念早就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整个壮族地区、苗瑶地区做婚席的时候，必须摆出十二碗菜，还有“满汉全席”等等，实际上被请吃饭的人是吃不了那么多的。主人明明知道客人吃不完，也不得不摆那么多菜上来。这是中国传统当中的“面子文化”所带来的一种怪现象，这是中国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一种表现，这是中国人浪费自然资源、处理不好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表现。这个现象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例如，我在老挝跟老挝人吃饭，他们的饭菜非常简单，不讲求要多少道菜。老百姓平时都是吃糯米，蘸点盐水就吃了，并不一定要有下饭的菜。
徐：是盐水还是酸水？
黄：盐水。他们也没有什么炒啊、蒸啊、煮啊、煎啊这些食品加工的方法。农村老百姓每天从森林里面找点竹笋回来炖，就是最好的菜了。这是老挝老百姓的最最普遍的生活，他们这种吃法，对自然的索取非常之少。他们骄傲地告诉我说：我们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取之自然的，你尽管放心吃吧。他们也不用化肥，稻谷种了，不用施肥，不用杀虫，成熟了，割回来就行了。尽管产量不是很高，但是够得吃就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老挝人的幸福和快乐不亚于我们中国人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吃满汉全席才快乐和幸福吗？一定要吃十二碗才快乐和幸福吗？不一定嘛！当然中国传统当中也有很多勤俭持家的说法和例子，但是现实是，由“面子文化”而延伸开来的各种极端浪费的吃法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这种由吃而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的行为，我认为对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在古代，中国人不是这么个吃法的，这是明清以后所谓的大帝国出现了，所谓的“盛世”出现了，才引起饮食需求的过度膨胀，唐宋以前的中国人不会是这个吃法的。中国人这种浪费着吃的传统该改一改啦。
徐：我觉得他刚刚讲的，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我过去没有去过西双版纳，但是我去过黔东南、黔东南，也是因为经济落后，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也就是因为落后，后发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恰恰是把生态保护下来了。所以，侗族作家潘年英写的书里面有一句话，黔东南是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一个休闲地。但是不知哪个传媒七传八传的，把它传成是联合国的某官员说的话。（众笑）所以在贵阳飞机场特大的字写着……黔东南是人类疲惫心灵最后的休闲地。以误传误吧，现在就变成了联合国对黔东南的评价了。这是因为我暑假去田野的时候，潘年英就给我讲了这个缘由。黔东南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发展非常缓慢。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老百姓吃的就是比较简单，我20世纪60年代在侗族地区去也吃得很简单，菜很少，主要是淹成酸菜，糯米饭沾点酸水吃，你就会受不了，因为它太酸了，你就得赶快把这碗饭吃掉。糯米饭很好吃，可以吃两碗三碗，但是当时还不能吃的多，很不容易消化。他那里是很生态的。甚至是在稻田里养鱼。牛粪用到稻田里去，连人粪都要循环到自然链里去。所以每家每户没有卫生间，但是所有的鱼塘上面都有一个小卫生间。上面搭一块木板，走过去。我们的女同学开始就很紧张，怕掉下去。走多了的话，也就不怕了。因为每天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人和自然很和谐地生活着，几百年可能几千年，都是这样和谐的生活着。传统文化很多都被批为封建迷信，这四个字很厉害，他们就是封建迷信的保护者。侗族一过节，他就表示对天哪，对地啊的祭拜。瑶族节日也很多，瑶族有个许愿，保佑风调雨顺啊，而且真的去还愿。贺州太平乡的瑶族乡，一位老人六十多岁了，他的儿子当上副乡长了，他要举行还愿仪式。所以很多被我们权威称之为封建迷信的东西，保护了它很多很多的文化，也是这个地方的人和自然和谐的生活着。我还可以举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的例子，浙江省武义县的郭洞村，是有名的风水村。他的村子后面七百年的大树还在那里。如果是五八年砍树，早就砍掉了，但是村子里的老人誓死保卫他们的风景林。武义其他地方都砍掉了，就两个地方没砍。一个是凡岭脚，另一个就是郭洞。人和自然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去挖掘。2004年，李亦园先生曾经在银川举行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上有个很重要的讲演，题目是《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的永续发展》，他就强调，我们不要有治天的想法，我们要敬天。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敬天，先秦夏商周的时候，敬天敬得不得了。现在你下雨我也不怕，打雷我也不怕，怎么说你都不怕，什么你都不怕，生态环境就破坏了。大家可以随意敞开讲，这样可以有一种鲜活性。
李富强（以下简称李）：徐老师（刚才的）开讲白，是非常精彩的，我非常同意他说人类学是解决世界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是一个基础学科，刚才徐老师也提到，我们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一个方面，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得到某种解释，另一方面，也是我也觉得也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必然逻辑，上个月20号，到（广西）财经学院作了一个讲课，我的题目就是从人类学谈发展观。我们人类学的两个基本理念，一个是整体观，一个是文化相对论，归根到底，他的必然逻辑，必然是科学的发展观。人类在追求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注意人跟自然、跟社会、传统跟现代的和谐。当你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是一方面。我不展开了，因为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大家都知道了。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中国传统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表现在它包括了汉文化，也包括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国传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所以我看徐老师在主持人类学与国学的座谈，有的学者都谈到，国学这个范畴，不仅仅是汉学，它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的知识和传统，那么我们人类学，我自己来说，比较重视少数民族的传统，到目前为止我的治学，在研究少数民族传统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文化的相对观，就会采取一个从边缘来看中心，从边缘来丰富中心的这么一个眼光，一个视角，这方面我们很多的官员，甚至是学者，都是没有意识到的，边缘文化怎么样才可以丰富中心，丰富主流，比如说今年初，广西北流博白一带，计划生育搞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波，搞得我们领导都很紧张，这个我就想起，我调查的龙胜，就绝对没有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地方的经济是落后的，比玉林、博白落后的多的，在他们眼里这个地方是落后的。
徐：肯定是北流发达。
李：但是我是桂东的人，我太了解我的家乡了，我也了解到，我调查的地方龙胜，这个地方计划生育是最好的，计划生育历来都是最好的，那么，他为什么那么好，跟他的文化有关系，他这个地方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它财产的继承、血脉的继承，是两可继承法。
徐：双系继承法。
李：双系继承法，或者说“两可”。如果按照格尔兹的理论，这是一个家屋的社会，不会因为生女儿而苦恼，所以他这个人口问题，不是问题，没有计划生育的压力，如果说这些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我是客家人，重男轻女是最厉害的，是非常残忍的，但是这个地方，从历史到现在，从这些都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另外我还想到，甚至可以借鉴边缘的文化来丰富我们的制度文化，龙脊十三寨，风景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历史上，是寨老制，曾经把这个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这个地方，历来都是多民族的地方，有壮族、瑶族、汉族、它能够和谐相处。
徐：好像和谐相处的时间几千年了
李：而且和谐相处得很久，那就说明这个寨老制有它的和谐之处，我经常把它和区域自治制度联系起来做思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多大作用，不好考量，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农民富了以后，有冲突。而且这个村民委员会，可以说是软弱无力的，是无所作为的，那么，现代化之前，或者说现代化运动开始之初，这个龙脊十三寨的地方能管理得这么好，倒是我们的区域自治，针对一个多民族地区的，可不可以借鉴一些它的寨老制的和谐的地方，合理的成分？
徐：草根政治。
李：对，这个理念很好，就是说这些边缘文化，是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主流文化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中国传统，按照人类学的说法，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的感觉不一定对，人类学界，以往对于小传统，研究的比较多，对于大传统，研究的比较少，2005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听过一个人类学家，威望很高的，总统授予他爵士爵位的，他长期研究福建一带的宗教，他就建议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家要读经，要兴起一个读经运动，我觉得有道理。成都会议，又接触到叶舒宪的这些年的研究，我想人类学确实应加强对中国的古典文献的研究，从中国的大传统当中，吸取养分，从而提出我们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和西方的人类学进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