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7日圆桌论坛的大会中,徐杰舜提出的“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问题,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论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走向的命题。同时,问题也不止于此。在“中国话语”论争的表征背后所触及到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坚实和更为深刻的基底——中国传统。人类学如何面对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这关涉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诉求、方法范式,以及现实关怀等一系列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激烈的辩论当然引起了徐杰舜的深思,为什么人们会对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有这么大的分歧?根子在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众所周知,人类学是在西方传统上建构理论,如何把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传统嫁接在一起?这应该说是几代中国人类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把毕生的精力、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人类学,为的就是要让人类学在中国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今天我们不是更应该接过这根接力样,更坚定地走下去吗?
徐杰舜的想法得到了徐新建教授的响应,他们决定趁热打铁,圆桌论坛后的当晚,他俩就约了叶舒宪教授、潘年英教授、艾娣雅教授以“人类学与中国传统”为题,在成都双流宾馆的小会议室里讨论了起来。这场讨论还吸引了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参加。“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话题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为了更广泛地对“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展开讨论,徐杰舜拟了一个座谈会的提纲,从世界的希望在人类学,中国的希望也在人类学;中国传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宝库;中国传统的多样性;中国传统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问题具有解释力、行动力和解决力;回归人类学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必然逻辑等方面探讨“人类学与中国传统”问题。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2月在李富强教授、周大鸣教授、朱炳祥教授的支持下,我先后在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了座谈会,与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对话。
作为对圆桌论坛的“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学术论争的一种回应和延伸,“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座谈会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格外有意义。
一.面对世界的中国传统
徐杰舜:今天特意邀请到,左边为大,从左边开始,老大徐新建教授,老二叶舒宪教授。这位是一直非常谦虚的潘年英教授兼作家。这位是艾娣雅博士、教授。还有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学。首先是来自四川大学的美女兵团,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立杰是四川大学2007级徐(新建)老师的博士。
我是07级徐老师的博士,李菲。
我叫谢美英,是叶老师的博士(05级)。
我叫唐启翠,是06级叶老师的博士。
我是宁夏大学的……
我也是宁夏大学的,孙老师的学生,王俏梅。
我叫洗奕,是中南民族大学徐杰舜老师06级的硕士研究生。
我叫孙亚南,是中央民族大学06级的博士生。
……
我叫王倩,是四川大学06级叶老师的博士生。
我叫王炀,是中南民大徐老师06级的硕士生。
我叫徐榕,是中南民大徐老师06级的硕士生。
我叫吴桂清,是广西民大徐杰舜老师06级的硕士生。
我叫荆云波,是四川大学叶老师05级的博士生。
徐新建:你三个学校的学生都有啊?
徐杰舜:不是说两岸三地嘛。我们这里是长江两岸。叶老师你在哪些地方有博士?四川、北京、兰州?就四川和北京两个地方。反正博士比我多啊!我是夕阳西下,走下坡路了。
大家都介绍了一下,我们书归正传。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讨论应该非常自由、非常放松,不要什么文本,随时把灵感的火花燃烧起来。今天的主题就是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我们曾经在一月份讨论了人类学与国学,后来全文发表,引起了很多方面的反响,都认为点到了一些问题。后来我在想,人类学实际上是要走进中国话语的。今天上午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论坛讲到中国话语,大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我都觉得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正常。但我认为,自己不用自己的中国话语来表达,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问题都摆在你面前,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才能够解答。就说恐怖与反恐怖的问题,全世界的族群都闹得一塌糊涂。土耳其最近打了库尔德,美国希望土耳其不要出兵,但它跟土耳其又有关系,有它的利益。但土耳其不打,自己国内又不安定。整个中东地区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就想到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很厉害的族群斗争。一个人成立红旗兵团,他就是兵团司令。三个人就组成什么井冈山司令部。南京革委会把……推翻了,高兴的就说“好得很”,不高兴的就说“好个屁”,就形成了“好派”、“屁派”。我们都是过来人,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武汉就更好玩了,保守派叫“百万雄狮司令部”,搞得很吓人。
想到这里,我就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样不稳定。布什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有像牛仔一样地瞎牛。他们都觉得在中国可以找到答案。别人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自己的中国话语?并不是说我们不学习西方人类学的东西,但我们也要讲中国文化的话语。西方也有很多东西,我们从来不讲西方的东西不好。手机、电视、电灯都是西方先搞出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是靠这些技术。但是人类学要关注中国传统,就是要使我们能够面对世界性的问题,不要全部,也不可能全部在西方的理论框架里找到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人类学的眼光去看中国的传统,思考怎么看,怎么从中提炼。今天云南纳西族的那个女学者讲的采矿与冶炼的关系。田野做的是采矿的工作,拿回来以后就要提炼。中国的传统包括传统文化在内是一个很丰富的大矿,好比一个巨大油田。现在大庆的油田没有油了。它之所以还在开采,是把肥皂粉泡水注下去,然后把泥土里的油浮起来。人类学如果真有功夫,就应该把我们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提炼出来,面对世界的问题,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甚至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应该怎么做?
今天晚上,我们就采取一种很随意的方式,老师当然会多说一点,同学们也请积极发言。我的开场白先讲到这里,现在我就把话语权交给徐新建教授。
徐新建:还是叶老师先来,今天早上很抱歉把他打断了,那是议程的原因。中国传统他有的是话讲。他讲了我来补充吧。
徐新建:还是叶老师先来,今天早上很抱歉把他打断了,那是议程的原因。中国传统他有的是话讲。他讲了我来补充吧。
叶舒宪:早上这个话题我已经讲了一些。西方人类学主要是面对原始社会的。张光直先生提到关于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问题,有很好的想法,但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全面实施。这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我们忽略得比较多的就是一个世纪以来新发掘的材料,太多了,前辈学者们想看都看不到。这辈学者按照正统人类学路径都到村落、各个民族那里去调查了。实际上这一个世纪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意义非同小可,可没人去做。本会有宁夏来的这几位。西夏文化,国际上都成为显学了,可是中国国内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说不上来西夏是怎么回事。那是中国境内失落的一个古文明,几个世界第一都在里头。人类学者不做谁做啊?懂西夏文的人只做一点西夏文的翻译就完了,这就是人类学应该着手的地方。还有汉藏互动的问题,这其实是解决中国传统问题最重要的根脉上的着眼点。一般懂古藏文的人很少。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这两个高原有着几千年、上万年的互动。新石器时代,或者说文明发生时期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多,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考古学证明这里一个文化连着一个文化,都没有文字。汉字书写的历史中从来提不到一个字。包括咱们这里新挖出来的金沙,三千年前的东西,一看就完全不是中原的传统。这些都是人类学应该做的活儿。川大文学人类学守着这地利,就可以把一门课开到金沙,天天在那里看。古书上没有一个字记载那里,你看书,书上哪里能找到?如果不挖出来,你永远也不会相信有几十吨象牙在那儿放着。那就是祭祀,是中国的礼呀!不是礼是什么?眼界被学院的这点既得利益束缚着,老是别人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实人类学是不管这个的,只要有新材料都得去看。这才是得天独厚。
按说中国的学术都是苏联式的分科。考古学只是挖,挖完了考古测量报告一完基本上就没了。它跟人类学是脱节的。其实西方人类学的四个主要下属分支第一个就是考古学,下边接着是语言学,这都是不分家的。可在我们这儿就接不上。咱又不是学考古的,可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你不去做总得有人去做。所以谁从这跨学科的结合部进入,谁就先摘桃子,就这么简单。因为别人不做就是等着你呗。大部分人把时间浪费在争议什么话语上,凡是涉及到这些语词概念之争,学界和媒体都兴趣很大。可是某些伪问题争论不出结果的,过二十年,过一百年还是这样,太浪费。我们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前人提不出来的问题我们今天能不能提出来?只不过是借人类学的话语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这个话语是什么意思,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个理解,哪里有什么闲功夫关照那么多呢?关键是提出自己的问题来。
研究中国传统,过去条件不成熟。五四以来也讲西学中用之类的,但主要是如何重新认识这个传统的重要性,没有人类学的训练肯定不行。几千年来没有反观自身,没有知识全球化,没有“他者”,不行。有了这些,不熟悉本土的也不行。关于熟悉本土,是不是只有在一村一族里做调查才是研究呢?这些都是今天都还活着的文化传承,都是有根脉的,根脉的东西就是从文明的源头那儿来的。这就牵涉到考古挖出来的东西,那些是最值得我们去整合的。我讲的熊图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要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只是和黄帝族联系在一块儿,涉猎面扩大一点而已。其他的新出土的七、八种神圣动物、宗教的礼器等,都可以做。咱们到会的有没有懂壮学的?广西的蚂拐节是把青蛙当作祖先神,这说明西北文化和西南文化之间在过去应该是有联系的。西北那边的青蛙、蟾蜍崇拜在史前期就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图像都留在彩陶上。因为在地理上分隔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西南,看起来好像没关系,实际上,它从中原过不来,从甘肃南部、四川那边就过去了。这应该是一个古羌人文化传播的路线。佤族讲自己的祖先起源刚开始是一个蝌蚪,然后变癞蛤蟆,然后变……这完全是从蛙图腾那儿来的神话。这样的东西太多了。人类学视野是整合的,它做考古、做民俗。不整合,都是散碎的,它就连不起来。只有从整体上把这条线拉出来,这里面的东西才出得来。云南铜鼓上面有六只蛙,为什么是六?也没有任何人去解释,那就是中国传统。而且那类型铜鼓汉代就出现了,跟现代流传的铜鼓一样。上面还有其他各种造型,这实际上都是人类学最该关注的最宝贵的材料。
过去,史学主要从书本上考证,考证传统就是考证书本。人类学是做无文字社会的,刚好对这些做书本的人有一种警醒作用。你们教的那一套都是中原王朝话语、权力叙事,它绝不可能叙述这里三星堆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除非是进贡来的可能写一点。这种文字叙事把这些全都遮蔽住了。所以,历史在哪儿啊?不在二十四史的记述中,恰恰是在它们瞒和欺骗、遮蔽的背后。原来看不到这些出土东西不好说,现在因为这些新出现材料有了,是完全可以大做文章的,人类学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所以我觉得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不一定按照福柯理解的什么真啊假啊,而是要考虑这套学问拿到我们这儿来它能干什么。原来他是学历史的,他是学考古的,他是学什么的,人类学可以把这些原来毫不相干的学科边界全都打破,这就是中国文化。文化就是整体,你怎么能像铁路警察一样把文化切割成许多块。
徐杰舜:接着你这个话,我插一句。如果要谈人类学的中国传统,那就要改变现在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方法……
叶舒宪:而且你这个中国话语拿出来是不能跟西方真正对话的。
徐杰舜:对啊,因为你今天上午的报告就提到,西方人类学的方法就是一村一族地去调查。
叶舒宪:因为它是研究原始社会的。
徐杰舜:它为什么这样研究是有道理的,搞得太宽了它把握不住啊。还有一点就是西方的人类学要回到原点上去,看看原始社会,说明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要恢复它原来的面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学出现的这个历史背景。但如果现在要回到中国语境里来的话,我们从来不否认西方的理论里有用的东西很多。一旦要把西方人类学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话,就逼着你要改变原有的范式。中国传统太宏大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如此悠久的,独立的,没有割断过的。既然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审视中国传统的话,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训诂方法。所以今天上午的话题只是开了个头,甚至有的地方是空对空的。新建兄就高明在这里,他觉得上午的话没有讲完,所以晚上还要接着谈,把我们的想法再充分地探讨一下。根据研究对象来改变,不能再是一村一族。目前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范本就是叶教授做的熊图腾。我相信明天上午大家能听到他更精彩的发言。而且现在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他对熊图腾的研究了。所以,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方法,要用一部分,但还要有创新。只蹲在半坡就找不到那么多材料,他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个县一个县地去做田野,才收集到这么多的图像。原来我们都讲红山文化出的是玉猪龙,猪是最早养的家畜。但叶教授一解释,他是高手,这就是熊。
叶舒宪:猪也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