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再谈的，大的做不了的话，我们先从小处着手，实实在在的去做，骨子里头体现出一种使命感和真正想呈现自己东西的东西。我再三强调，那怕从小的地方，我总要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想法。关键是让社会认可，让别人接受，这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大家都是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只关注眼前的，追求现代性的东西，还没有闲暇来思考。包括我们私下里也开玩笑，人类学本身就是贵族式的学问，不需要考虑吃饭的问题，躺在摇椅上，嘴叼烟斗来想象异国他乡的奇风异俗。我们现在要考虑生计问题，要养家糊口，这样再来做纯粹的东西，又要体现本土特色就非常难。当然，我们这两年，都在谈论怎样走出象牙塔，所以开始走向公共卫生。不过，也有随之而来的问题，太生活化了，尽管很享受目前的项目。
徐：海路的这个问题：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大家做了什么？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走向古典文献。这一点费老是我们的榜样，他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提炼概括出了很多对当今世界很有指导意义的论断，像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东西。这也是西方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西方世界的另外一面镜子。第二，走向历史。这里主要是指历史人类学的走进乡村社会，研究乡村历史这一块。以陈春生、刘志伟、秦龙、张晓军、赵世瑜这些人——包括王明珂——为代表。虽然他们说自己是搞历史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最有可能建构中国话语。这是做得最好的一部分。第三，走向新农村。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免征农业税、真正推行义务教育等等，如果我们走进现在的中国农村，做得好的话就能总结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是美国没有的，美国是私人农场，澳大利亚也是农场，没有我们这样的农村。而我们这样的农村在亚洲、非洲，在第三世界还是大量存在的。为什么武义的下山脱贫非洲人感兴趣，肯尼亚人不远万里带着它的代表团来武义参观学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这三个走向，当然我的概括不一定全面，当我们能在这三个方面努力，有了“为”才能有“位”。真正有成果出来了，才可能从边缘走向显学或主流。我个人相信人类学经过百年发展，在中国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很多学科都在用人类学的理论才能柳暗花明，才能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不存在从理论到理论的剽窃的味道。海路的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总结是有益的尝试。
海路：徐老师和兰老师从学科的发展和背景的变化谈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兰老师提到我们这个时代商业味很浓，特别是学术跟着项目走、科研走。但在里面要体现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现出我们的底气，这是我们人类学应该做的。
林敏霞（中央民族大学06级人类学博士生）：刚才听两位老师和师兄讲的时候，我觉得包括一些细的个案方面和大的理论方面譬如说往现实走和往历史走两个大的角度去关怀，还有兰老师刚开始提出来从杜赞奇那里开始谈起，讲到杜赞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去年听的马戎老师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就批杜赞奇。我以为他会推崇杜赞奇，相反，他大批特批杜赞奇。我们知道杜赞奇的书资料特别丰富细腻，让人很感叹。那个学生就提到，中国国内的学生特别崇尚西方的理论，一篇文章出来如果没有引用几个西方人的作品就好像低人一等。我当时就很认同这个观点，当时反过来，我接受他的说法时就想，他这样说其实也有过头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真正开放的时候西方和中国是能够沟通和对话的。马戎老师回应这个同学的时候也说了一个和我的观点相类似的地方，就是说杜赞奇可能有一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是相比较咱们国内的游戏人研究问题时什么材料都不看的作为，西方学者做研究时至少把材料都细致的看过，归纳出来了。所以先不论他的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其背后有什么情境，有什么目的，但是人家在做的时候把中国从清代开始到民国时候为止的材料能搜集的都搜集，该看的都看了。咱们自己学者这方面做到很不够。这一点我觉得时我们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就认为也不能完全批判，要看人家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我通过去年的学习改变了原来的一些看法。之前我也是很反感什么都唯西方是从的做法。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就首先要知道人家在说什么，西方在说什么。否则我们在自说自话，没法和人家沟通对话，又如何能让人家接收我们。只有沟通和对话，才能超越人家。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说明我们在努力，这是第一步。但是在建构自己的话语权之前我觉得要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兰：谈到这里，前些年提本土化的时候，出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强调本土化，很多人就会说你是因为外语不好，假如你提倡与西方人类学接轨，许多人就觉得是因为你英语太好，古文不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半天是想说，有些人太盲目，并不是全面否定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我们批杜赞奇，批弗里德曼，但是我们都承认，是弗里德曼把中国的素材和一般的人类学理论结合起来来说事情，我们这个方面就做得不够。再像杜赞奇能有那么细致的史料爬梳功夫，我们自己做不到，不得不服人家。所以说，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也要了解，我们也要看人类学的最新动态，或者人类学的理论脉络，这些肯定要看，包括后现代主义，看要看，但是不要陷进去。包括你提到的应该加强对话，对话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怎么对话？我们现在许多人是人云亦云，那肯定是无法对话的。我自己能做到的就是拿材料说话，虽然学科不同，但跨学科对话正是当今风行的实践。
林敏霞：我觉得刚才两位老师所说的，拿什么来回应，这一点很重要，重要到会影响对整个中国近现代时的批判问题。咱们对自己文化隔阂的太厉害了，所以你没有底气了。
徐杰舜：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林敏霞讲的很重要。我再归纳一下，我们谈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有两个大家都认同的原则，一是我们不排斥西方的东西，首先要学习了解它的东西，才能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不是盲目排外，也决不排外，现在学习西方也是很重要的。二是我们在此基础上要有自信，我们所讲的建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的目的是要丰富世界人类学的宝库。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孙亚楠]
三.拐点：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
我想利用这个讲演的机会，把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人类学发展趋势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跟同学们交流一下。今天来的同学，除了管理学院的，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的也有，还有教育学院的。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人类学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⑥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作为一个100多年前从西方传过来学科，中国人类学一直在沿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本土化的方向。实际上中国所有的现代学科都是西方建构出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科是经、史、子、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说经学科，还是史学科，还是子学科，还是集学科，听起来怪怪的；教育学、文学等等这些现代学科都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人类学这个学科传到中国100多年来，在本土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大的马鞍型的发展，那就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传到中国，三、四十年代出现一个高峰；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跌入低谷，因为人类学、社会学、还有心理学同样被袖视为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学科，全给它毙了，还好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少数民族的识别问题，就把吴文藻、费孝通这些老先生通通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所以才有了中央民族大学大师云集的这种状况，那时中国的人类学根本连名称都没有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新恢复，开始一个小小的向上发展，一直发展到2000年，我把它作为一个界限，就是这样一个马鞍型的发展，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人类学的本土化。那么现在据我的观察，中国人类学二十一世纪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拐点，就是从本土化拐向中国话语，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那么下面我就分几个问题来讲。
（一）人类学的本土化是中国人类学者长期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
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也很容易理解，既然现在所讲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东西，那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的学者当然要把外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东西，那就是把外国的理论用中国的事实加以解释，加以验证，这是一种本土化。关于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以吴文藻先生为例来谈。吴文藻先生是我们中央民大的老教授，也是冰心先生的先生，吴文藻先生在追求本土化的道路上，可以说是当时做得最好的。他首先把国外这方面的大师请到中国来讲学，他请到功能学派最牛的一个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以外就是他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到中国讲了两个月的学，好像开了两门课。不仅如此，吴文藻先生他很认同功能学派，他认为自己不一定讲得清楚，所以他请大师来上课，同时他还派出去，请进来派出去，他把自己的学生派到英国去学功能学派，费孝通先生就是他派出去的。可见30年代在追求本土化的道路上，吴文藻先生做得最好，建构了中国的功能学派的雏形。费孝通先生那就不用说了，费先生就是当时在吴文藻先生指导下，要他去做异文化。费先生是得到当时广西省政府一笔特别经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个特别调查。所以他和他新婚的妻子王同惠一起到广西金秀大瑶山做调查。大瑶山现在当然有公路可以上去，我曾在八十年代跟当时苏联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克留科夫，中国名字叫刘克甫，一起去过大瑶山，那时候我们到费孝通先生出事故的那个地方去还只能步行。从乡政府出发到那里还只能步行，连自行车都不能骑，中间还要翻一个山。费老是在去英国之前，到广西金秀做了这样的一个田野调查，结果他夫人王同惠在这次田野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费老自己也受了重伤。所以说费老在那里是“赔了夫人又折足”，他的腿部骨折，后来他是到了广州去把腿部的骨头接起来。去年年初我跟徐平教授，也就是费老最后一个博士访谈当中他就告诉我，费老过世的时候，在八宝山火化以后，只有徐平教授一个人在焚化炉旁边捡骨灰的时候，他发现有两块不锈钢，他估计这就是当时费老受伤以后在广州接骨留下的，他很小心的把这两块不锈钢保存起来，他说他现在还保存着。所以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在30年代追求人类学的本土化吴文藻先生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代表，做得办法就是请进来派出去，建构了中国当时最有特色的，最有成就的中国的功能学派，当然当时还有另外的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但是跟功能学派比那就差得远了。
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南联大到了昆明，还有在四川成都一带，所以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化人类学本土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费老在这个时候继续在云南做了对“云南三村”的调查，我的导师岑家梧教授，他在贵州、云南做的调查，还有其他包括林耀华先生做的彝族的调查等等，就使得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把眼光都转向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对汉族学者来讲，这就是一种异文化的研究和调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对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以现代科学的人类学的前沿方法和理论去研究所得到的民族志的报告。
（二）在追求本土化的道路上最有成就的代表是费孝通
在1930－1940年代，也可以说是整个五十年代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费孝通先生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是取得了具有国际声誉，并且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一个代表，那就是从他的《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他的《江村经济》是他无心所插的一条柳。大家当然很清楚1935年他在广西受伤以后，到广州去养的伤，费先生当时很年轻，也很伤心，新婚妻子就这样走了，据有些回忆录说当时费老自杀的念头都产生过，他姐姐对他非常好，把他接到自己社办工厂，在江村，这是个学名，实际上是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去年也就是我参加《江村经济》一书发表70周年的纪念会上，有幸到这个点上去看了一下。那个时候，70年以前，在那么一个小小的乡村里面，开办了一些小的缫丝厂。那费老他学了东西就要用，所以说庄孔韶说的话挺有意思，人类学是不浪费的，什么时候都要去观察它。费老在他姐姐的精心调养下，精神状态也好了，就把他姐姐开办工厂所在的村做了一番调查。此时他接到了去英国留学的录取通知，当时不能坐飞机，只能坐轮船去，轮船一漂就是三个月，在轮船上面他把田野材料整理出来。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并不要费先生写什么异文化，他本来想把花篮瑶整理出来，把他和王同惠一起做的调查——《花篮瑶的的社会组织》写成他博士论文，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做江村经济比花篮瑶要好。《江村经济》得到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功能学派的世界级大师的高度评价，关键就在于当时正是西方人类学进入一个大拐点的时候。西方人类学本来产生于研究异文化，研究他者，或者是研究简单社会，而当时正面临从研究简单社会向研究复杂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的转向，马林诺夫斯基当年之所以在西太平洋的岛上搞了三年多的田野调查，就因为战争他回不了家，他只得在那里郁闷地滞留。这三年的滞留成就了厚厚的一本《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他虽是迫不得已，但他也创造了新的人类学的规范——田野调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有成就的就是费孝通，他不仅有《江村经济》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他后来还有《云南三村》的研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