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福光红华农场（五师八团）
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我深以为然。别的暂且不说，六年农场卫生员的经历，于我无疑就是一份可贵的财富。
接受培训
1970年，我20岁刚出头。
那年，农垦系统改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改称团，生产队改称连。于是，我所在的B队也改称B连了。
一天，在B连蹲点的团政委亲自通知我，说组织选派我当卫生员，过两天就去团部医院报到，接受三个月的全脱产培训。还说，经过培训你就是医士，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卫生员培训班由团部医院自己办，课堂和宿舍是一间面积约摸一百平方米的特大茅草房。
整个培训过程，没有测验，没有考试，无须担心毕不了业，当不成卫生员。但当想到自己将要负责一个生产队，一两百口人家常见病的诊治，就无法轻松起来。
首先学的是内科常见病。在还没有什么超声波、CT、核磁共振等现代化诊断仪器的年代，医生需要凭借简单的听筒或者叩击术，去判断心肺的许多病征。因此，我们第一课学的就是听诊、叩诊这门非常重要而又常用的诊断技术。
叩诊的技术，我在病人身上从来没有派上用途。倒是从此以后，挑西瓜，分辨瓜的好歹，比以前有把握得多。而听诊的技术，则经常需要使用。我的得意之作，莫过于那回给大口周（同学知青）听诊了。那天，我心血来潮，对大口周说，来让我听听你的心肺。想不到竟给我听出问题来了——他背部的呼吸音比前胸的要弱，于是告诉他赶快去照照X光吧。他也信我，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患肺结核了。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但与技术水平无关——我很知道，无论多么需要，女青年尤其是女知青同学，是绝对不会接受我听诊的，而我也绝对不会也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有一回参加团的开荒大会战，半夜急诊，其他连队一位女青年让我听诊，当我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把听筒伸进她的衣服里面，刚触到文胸的边沿就慌乱起来，以至分不清听筒传来的心跳声，到底是她的还是我自己的。
学习中医是有趣的，但学习中医针灸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说不上有趣，少点儿勇气也不行。学习针灸要在自己的身上找穴位，自己给自己扎针，寻找针感，所谓“得气”的感觉。曾有一次，我试验给自己扎针，不知是扎得太准还是没扎准，小腿肌肉强烈痉挛，竟把针给别住了，拔不出来。我慌了，忙向老师呼救。也不知道针最后是怎样拔出来的，只见那足有5厘米长的、细细的针体，已经被痉挛的肌肉别成之字形了！多亏它的质量还好，多亏它有足够的柔韧，不然，要是断在肌肉里头，那就糟透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见习接生
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后，我回到B队当卫生员了。准确地说，我还只是见习生。因为B队本来已有一位男医生，姓林。林医生毕业于海南医专，医士职称，医术医德的口碑都不错。有他在，谁会找我这个毛头小子看病呢？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于是安分随时，跟随林医生左右，白天巡查在家休息和等待治疗的病号，下午在医疗室看他、学他如何诊治病号。
在B队当见习生，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第一次见习接生。这样的机会，就连在培训时也不曾得到。我因此至今仍感激林医生。
那天，林医生告诉我，小魏的老婆快生了，也许就在今晚的不知什么时候，到时会叫我，还吩咐我准备准备。
听说将有机会见习接生，兴奋、好奇、向往、忐忑在我心里搅成一锅粥似的。尽管明知不需要我插手，我也插不上手，但我还是抓紧时间翻阅《农村医生手册》里关于接生的章节，努力记住接生的技术要领和应急处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真的需要我帮忙，或者万一要考考我，提问提问，表现也不能太差啊！
半夜我被林医生叫醒，随林医生快步走进小魏的家——半间瓦房。首先看见的是小魏，只见他呆立床前，手里拿着一盏油灯，桌子上还有一盏亮着。看着我们进来，却一声不响。而小魏的老婆已经头朝里，仰面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接下来的记忆随着岁月的逝去，有太多的遗失，太多的模糊，唯有剩下的这块碎片还是那样清晰：
昏黄的油灯下，首先露出来的是婴儿的颅顶，粉红色的，然后是小而扁的头颅，旋转着，缓缓地，一点一点地被挤出来，神奇地从小而扁，逐渐变得小而圆；然后顺序露出了肩部、手臂与身躯、臀部、下肢，同样旋转着，缓缓地，一点一点地也被挤了出来。我当时的感觉很奇妙，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这半间房，这个正在出生的婴儿；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安静得似乎可以听见婴儿被努力挤出时，发出的湿润的摩擦声；我明明知道，我应该看见血和肮脏，但是，很奇怪，真的很奇怪，血和肮脏不见了！我明明知道应该有人说话，明明知道产妇应该痛苦呻吟，但是，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我当时真的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目睹人的诞生，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圣洁呵！
萧规曹随
1971年9月，我奉命调往Q连。
Q连和B连一样也是老连队，工作、生活环境在农场算最好之列，而且比B连更靠近团部——即我们调侃为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步行也只需半小时。因此能当Q连卫生员，实属美差。
当然，有得就有失，B队的知青相当活跃，那里有一群可爱的MM，而其中还有个在我心中开始朦胧的她。于是，兴奋之余也多少有些惆怅。离开B连那天，我人坐在“咿咿呀呀”的牛车上，心里却默念着普希金的诗《再见吧，真诚的檞树林》：
……
再见吧三山村，
在那里快乐曾多次将我相迎。
是不是我领略了你的甘美，
只为了将来要永远和你分离？
我从你们那儿带走了记忆，
但把心留给了你们（也许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幻想）
……
兴奋也罢，惆怅也罢，我都没有忘记，很快就要独立承担近两百口人家常见病诊治的那份压力。我知道，那三个月学到的知识远不够用的，而B连见习也没让我增长多少经验，怎样才能做到“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呢？倒也一时心中无数。
Q连原卫生员娇姨有更好去处，尽管她内心很想早些卸任，但交接工作一点也不马虎。
卫生室的药品器械不多，实在没什么好交接的，我都懒得清点。唯一让我重视的是那本《用药登记本》。本来连队卫生员是没有处方权的。但是既要他治病，就不能不让他开药，怎么办？简单得很，改变个名称就行了——不给你开处方权，但给你登记用药权。你尽管开你的药，用你的药，然后登记在《用药登记本》就行了——因此就有了这本《用药登记本》。
《用药登记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里面除了用药记录，还有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病情（主诉）等资料，近似病历。从那里我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信息和借鉴。除了《用药登记本》，我还特别关心重视娇姨给我介绍的这些情况：有哪些老病号，都是些什么病，性格脾气如何，她一般如何治疗；有哪几个是特别调皮，会装病的，她又如何应付；她的作息时间、工作程序、工作习惯；她治疗常见病，有些什么用药习惯，或者“独门秘方”；她每月一次向医院申领药品，都领些什么，领多少等等，我都一一牢记。然后，在接任的头两三个月里，“萧规曹随”，统统照搬不误。
“萧规曹随”果然使得。我自接任之初到后来的应付自如，其间不但没有什么艰难的磨合，可谓平稳过渡，而且还能够腾出时间，自学当时我能买到的，弄到的一些医书。而这段经历也让我得益非浅，以后我也曾多次调动工作，变换岗位，而每当需要应对新工作、新任务，新环境、新同事时，我几乎都先来一招“萧规曹随”，结果屡试不爽！
下医医病
古语有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卫生员，职责有限，只负责医治一些常见的不那么重的病，但怎么说也算是医病，所以勉强还可以归入下医，从下医之下下之列吧。
尽管时隔三十多年，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治疗常见病自己用过的那些板斧（用现代语言是“定式”）：伤风感冒吗，给点阿司匹林、安乃近，再补充点维生素C；喉咙疼的，就给点喉症片，咳嗽的再加点甘草片、咳必清（我们谑称“咳不清”）；胃病吗，有胃舒平可以长期服用，急性发作，就给点颠茄、本巴比妥、阿托品，或者针灸止疼……
总之，当时配给连队的药品无论数量和品种都很少，但治疗常见病的药品，在一般情况下也还是够用的，缺的是所谓“补药”。还记得那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叫娇莲的女工，她每个月总要找我一两次，每次都是苦瓜一样的脸向我央求：“我的头好晕呵，医生，给点红红的补药，打点红红的补针吧！”30出头的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娇莲说的红红的“补药”，指的是当归片，红红的“补针”，指的是维生素B12，当归片常用量是每天三次每次四片，维生素B12的常用量是每天一次每次一支，而每月配给全连的当归片就那么一到两瓶，一二百粒那么多！B12就那么一到两盒，一二十支！
下医医病本没什么可以夸耀，倒是有两三件事有些令人难忘，而那次抢救小蔡最为惊险。
小蔡，海南知青，割胶工，体格瘦弱。他因为扁桃体发炎需要注射青霉素。青霉素是效果很好副作用很小很安全的抗生素，唯一的缺点是有的人对它过敏。一旦过敏，就会休克导致瞬间死亡，有时连抢救都来不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是“坦叔”陪着小蔡来的，他们刚割完胶，身上的汗水露水还未干透。一进医疗室，打过招呼，小蔡便马上坐下，“坦叔”则站在一旁陪着，他们都一心想快打完针还要赶去收胶。但我可不敢马虎，仍不慌不忙地依足程序操作，不但做了皮试，还将肾上腺素放一旁为防万一。然后我蹲下一针扎进小蔡臀部，再慢慢地推动着注射液。才推了一点点，小蔡就惊叫：“不行了，我头好晕！”一看小蔡，半闭着眼，脸色煞白，渗出豆大的汗珠。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糟了，青霉素反应！”赶忙拔针，可嘴里却仍在问：“怎么啦，你别吓唬我啊！”好在“坦叔”也算临危不乱，一把扶住小蔡没让他倒下。而我则马上拿起备用的肾上腺素，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又是一针下去，然后再和“坦叔”一起把小蔡搬弄上床躺下。再看看小蔡，虽然紧闭双眼，仍在冒虚汗，但似乎没有继续变坏，要休克的样子。我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一些。但又担心还有意外发生，于是决定向场部医院求援。连队唯一的电话机就在医疗室旁边，我抓住摇把使劲摇，摇通了总机，接通了医院，也不管听的是谁就嚷：“快，怏派车，有人青霉素过敏了！”又过了一会儿，话筒里传来陈院长的声音，普通话里带着浓浓的客家口音：“华仔啊，不用派车了，派车也没用，如果真是青霉素过敏，等我们到了病人也早没了！”听这么一说，我猛然醒悟，于是又跑回医疗室，果然见小蔡已经缓过气，由“坦叔”扶着坐在床沿一口一口地喝着温开水，周围是闻讯赶来的人。再问，清楚了——应该不是青霉素过敏，而是“晕针”。小蔡本来就有病，身体衰弱，又割了一宿胶，连水都没喝一口就来打针，不“晕针”才怪啊！我也该死，以为什么都想周到了，连急救药都准备好了，可就是偏偏忘了问病人是否空腹，真是百密一疏，细节决定成败！
1976年3月，我搭上招工的末班车终于回城了。走时我带走所有的医书，还有一个听诊器和“医19级”的工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