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1920～年）文艺理论家。湖北江陵人。著作有《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论学集》等多种。
“北有钱钟书，南有王元化。”不知何时，这句话在学术界流传开来，并逐渐成为很多读书人的共识。王元化读书极多，文史哲的经典著作无不涉猎，其读书的认真程度更令人钦佩不已，再艰深的著作，一旦人手，不钻出个子丑寅卯来决不罢休。作为一位很早就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王元化的人生历程和读书治学之路可谓艰难曲折，荆棘丛生，但他凭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以一种文艺理论工作者少有的“勇敢和真诚”，不断向外界及自身的谬误发起挑战，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读书要练“童子功”
王元化的童年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父亲王芳荃精通国学和英文，母亲桂月华出自基督教家庭，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可以说，王元化是在一个新式家庭里长大的，清华的良好学风和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循守旧的封建礼教几乎从一开始就从他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给剔除了。
“清华留给我的印象是整洁有序，很适合于潜心攻读钻研。”在回答《中学时代》记者的采访时，八十高龄的王元化这样说。
谈到他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情况，他提出了“童子功”一说。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基础应该在中学时代就打牢，应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而不是残缺的知识结构”，也就是练好童子功，“童子功不行，是很难补课的，会直接影响今后的发展。”这里的“童子功”，指的就是青少年时期通过刻苦读书、博闻强记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和良好的读书习惯与方法。这对于当前举步维艰的中小学语文教改，无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我一直都喜爱读西方19世纪的文学作品”
由于出生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对王元化的影响非常大。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为他请来老师教英文，后来上了教会学校，进一步夯实了英文的基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元化少年时期就对西方文艺作品有着浓厚兴趣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一直都喜爱读西方19世纪的文学作品，就因为其中浸透着这种精神，浸透着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
除了人道主义精神，王元化还从西方作品中汲取了奠定他人格与理念的丰厚营养，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坚定信念。在《思辨发微》一书的序文里，他写道：
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青年时代，我在一本小册子里读到伽里略的事迹，我一直记得伽里略创地动说受到教廷审判宣告自己错误的情景，当这一切完毕以后，他怀着屈辱站起来说：“可是地球是动着的！”至今我一想到这事，我的心仍会感到战栗。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不难理解，正是在读书中有如此深切的体会，才会有后来的王元化面对政治迫害，坚决不做违心之论以媚权势的坚强表现。在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方面，王元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青年时期的王元化也曾从事过文学创作，他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脚踪》还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为他的创作提供养分的除了动荡不定的革命生活（他十八岁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一大批他所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英国的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斯、夏洛特、艾密莱，法国的雨果、司汤达、罗曼·罗兰，俄国的契诃夫、安特莱夫、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大师的作品都曾经深深打动过他，使他在晚年时仍念念不忘。他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如此推重“向着真实”的“现实主义”风格，不能不说是受了早年阅读经历的影响。
“五十年代中期，我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开始阅读黑格尔。”
解放初期，王元化在新文艺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正值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斗争在全国展开。他受到株连，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又被定为“胡风骨干分子”）长期隔离审查。然而，蒙受不白之冤的他并没有丧失信念，相反，他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这一时期，他潜心书海，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并写下了二十余本读书笔记。
“50年代中期，我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开始阅读黑格尔。”王元化在《文心雕龙讲疏·序》里回忆道，“隔离结束，我把十几本读《小逻辑》的笔记簿带回家中。此后，我又写了读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美学》等笔记……几年中，我把《小逻辑》读了四遍，做过两次笔记。黑格尔的《美学》，我也做过十分详细的笔记。”“黑格尔那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使我为之倾倒。”正是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广阔胸怀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才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坚实基础。由他的笔记整理出版的读黑格尔著作的札记，已成为新中国理论史上的重要成果。
眼底出血仍不辍阅读
为了揭示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60年代初，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元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了一部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在吴晓卓撰写的《王元化传略》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时，“在收集材料和考证上，他下了很深的功夫，仅一个‘神’字就作了厚厚一叠卡片。……当时他因看书过多，以致引起眼底出血，几乎盲了一目。但是，即使躺在病床上，他还是萦心于撰写计划中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不少札记便是在病床上由他口述，请他父亲帮忙记下来的。”
惟其如此，《文心雕龙创作论》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界前辈、文学理论家郭绍虞在读了这部书的手稿后，非常激动，并郑重预言：“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事实证明，郭绍虞一点也没说错。当时，读过这部书稿的还有周扬，他深为王元化身处逆境而仍能写出这样厚实的著作而感动。后来他曾对王元化说：“你那时能写出这样的书，就说明了一切。”
读人生这部大书
王元化很喜欢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慎思明辨，他的方向始终是朝着真理一边，既不趋炎附势，左右摇摆，更不像有些人那样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孔子也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王元化的读书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学与思”的主线。值得注意的是，王元化的“思”更多的是一种毫不留情的“反思”。比如对解放初期文艺界盛行的唯鲁迅独尊甚至拿鲁迅做棍子打人的不正常现象，从小就敬重鲁迅的王元化就曾提出过“尊重不等于迷信”不该神化鲁迅的不同观点。对于曾给过他深刻影响的哲学大师黑格尔，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关于“人性恶”的观点，他曾经深信不疑，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人性理解的不断深入，晚年时又纠正了这“一个错误观点”，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思想逐步成熟、逐步完善。
对权威是这样，对自己更是如此。比如，他虚心承认自己的早期著作存在“机械论痕迹”，还坦言“左”倾思潮和“苏联理论模式”都对他产生过影响，等等。到了晚年，他仍然不停地阅读中外思想家的著作，并通过阅读带动自己对人生、学术、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的思考。1997年底到1998年上半年，他花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反复阅读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作了深入的剖析。此外，还认真阅读了杜亚泉、顾准等中国20世纪不同时期思想家的著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梳理与反思工作。在此基础上，他对“五四”精神作了重新认识与评价，指出：“五四除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外，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1999年1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这些极富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在慎思明辨的阅读中展开的；而奠定了王元化在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重要地位的，也正是这种“学思互动”的读书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成果。
王元化曾经说过：“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王元化本人正是一位具有“勇敢和真诚”精神的读书人。他的思想是跟着问题走的，他把读人生这部大书的体会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求真、向善之路。这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险求索之路。我们今天了解王元化先生的读书经历，其意义恐怕也正在于此。
刘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