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读书治学必经过“三境界”
王国维（1877～1927年）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浙江海宁人。著有《观堂集林》等书。
广为学人传颂称道的读书“三境界”说，是1906年王国维在其《文学小言》中提出的。1908年在《人间词话》中又重申：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可概括为：树立目标，苦苦追求，顿悟成功。
此三重境界是王国维对前人读书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读书做学问的座右铭。在这座右铭的激励下，经过多年的拼搏，他终于成了大学者。王国维一生有著作六十多种，手抄手校手批并写有跋语的古籍近二百种，著述字数计达八、九百万，读书治学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嗜好。
博览群书不分古今中外
王国维出生于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自幼习读四书五经。他身体赢弱好静，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十余岁时就喜欢上了课外阅读，“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欢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1892年，王国维才十五岁，即被同窗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他对史书特别感兴趣，甚至对当时的大学者俞樾进行“条驳”。二十二岁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工作十分繁忙，学习非常艰辛。东文学社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日语（兼教英语）专科学校，王国维在那里学习日语又学习英语，同时攻读德国康德、叔本华诸人的哲学著作，为学者罗振玉赏识并受其提携栽培，两人成为好友。
东文学社毕业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学英语，没有老师教授，他就将不能理解或有疑问的地方，暂时搁放一边，能够理解的须记忆须背诵的则尽量地按要求去进行，决不马虎。1900年东渡日本，白天学英语，晚上学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英语就基本掌握了。从此他看古今中外的书就更没有障碍，很快就翻译了《教育学》、《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等等，且都是学术性极强的著作。
王国维博览群书，眼界大开，思维不同常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颇为独特。他撰写《鞑靼年表》，除从唐、五代、宋、辽、金等多部正史中辑录史料外，还阅读长篇巨制如《册府元龟》、《续资治通鉴》、《三朝北盟会编》等等。在如此浩瀚的著作中去寻找资料，凡对研究有用的只字片语，他从不放过，必细加分析。同时他还重视相关的研究动态。如研究蒙元史时，注意到了日本文科大学出版的《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甚至连该报告第十一册所附总目录也未放过。王国维就是这样以不同常人的读书方法成就了大学问家。
读书需利用一切的机会
王国维的读书，并不局限于身边的书本，而是到处去寻探。凡有书可看的事情，他都肯干；凡与学问相关的书他都要探本求源，一追到底；凡与书和学问相关的人，只要有可能他都要与其交流。
王国维前期的生活极不稳定，为生存温饱四处奔波，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他视读书做学问为生命的观念。
1907年，王国维就任清廷学部所属的图书局编译；1912年帮助罗振玉整理藏书并编写目录；1922年在废帝溥仪南书房，检点故宫收藏文物，又为实业家、收藏家蒋汝藻编写藏书志等等。1919年他兼任《浙江通志》分纂，利用这一机会，遍阅浙江自宋朝以来所刻印的各种版本。这些与书相关的工作机会，他都极认真地去做，不为名和利，只为能看书做学问。
王国维不断地看书从书中提出疑问，又不断地去解决书中的疑问。为了解决书中所发现的问题，他常常一部书连着一部书去读，从不间断。与他交往的同时代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其中有罗振玉、沈曾植、蒋汝藻、许同蔺、缪荃孙、柯劭、马衡、唐兰、容庚、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欧洲的则有沙畹、伯希和等，日本则有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狩野子温、神田喜一郎等。这些学者都是各自领域的泰斗。王国维都与他们保持长时间的交往，或师事、或请教、或聊天、或交流读书体会、或讨论文章得失，求知解惑，增进学问。
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读书，不仅可以弥补自家藏书的不足，而且能够阅读到人间不可多见的珍本秘籍；利用各种关系与各方面学者交往，扩大了他的读书面又增加了知识的来源。
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
在王国维不长的学术生涯中，人们不仅会问：他怎么能取得如此丰富而卓越的成就？他究竟比别人具备哪些优势呢？究其原因，用王国维的说法，即“以学术为性命”。
读书是王国维唯一的嗜好，他“安贫乐道，手不释卷”，自称为“书痴”。逛书店、觅古物、品评书的版本，是王国维最开心的事情。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书房把包裹打开，拿出一本书，告诉妻子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内的书页。”这是一张泛了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欣喜万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余毕生惟以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
王国维子女很多，家累很重，亏得妻子善解人意并善理家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贤达的夫人有时也难免对他的“书痴”状大发脾气，几乎要将他的书付之一炬。有一次，妻子与他商讨家中的事务，他是一问三不应，只知埋头看书，耳若无闻，妻子恼怒了，欲将其书扔进火炉，幸亏罗振玉来探望才平息了风波。
王国维无处不读书，无时不读书，就是在从日本回上海的轮船上，忍受着颠簸之苦，还仍然读书考订甲骨文。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期间，当时生活也较安定，他的研究室中，桌上、床上、椅子上都摆满了书，仿佛生活在书的海洋中。
以学术本身作为自己生活目的，不以学术当作获利手段是王国维竭力追求的“以学术为性命”的境界。
王国维在给清华学生上《尚书》课时，已是有名的大学者，可他在上课时的开场白中说：“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讲的第一句话。”学生深感大师的虚怀若谷与严谨慎重，只有具备“以学问为性命”的境界，才会如此坦诚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读的书，所研究的学问。
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没有书，时间就无法打发。在他去世前一段时间，王国维心境不佳，学生卫聚贤曾劝他移居自己的家乡山西长治，王国维发问：“没有书，怎么办？”一生与书为伴，须臾不能离之，致使他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鲁迅推崇王国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朱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