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1972年）新闻学家、作家。浙江浦江人。先后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主编《涛声》、《循环日报》。著有《我和我的世界》、《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曹聚仁是个典型读书人。1921年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执教于上海艺专、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1933年为出版《守常全集》与鲁迅通信往来，以后在上海编辑《太白》、《芒种》等杂志。抗战爆发后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循环日报》、《正午报》主笔，一生勤奋笔耕，编著成集达七十种。
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
公元1904年的一个清晨，一个洋溢着浓郁书香气息的庭院里，传来了一阵阵幼嫩稚气、琅琅悦耳的读书声。这位晨读的稚童，便是曹聚仁。父亲曹梦岐热衷教育事业，在家乡浙江浦江办了个育才学堂，很早就对曹聚仁进行严格的启蒙教育。年幼的他便早早开始了刻苦的读书生涯。按传统惯例由四书五经入门，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尔雅》、《纲鉴易知录》、《近思录》等。《礼记》、《左传》通读了二遍。《诗经》、《孟子》则背诵过九次，真可谓是少年饱学，满腹经纶了。然而一旦见到了新编的商务印书馆版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新式看图识字本，又引起了童稚烂漫的他更为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有日后“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的自嘲。
当时，父亲经常嘱其熟读的书是南宋儒宗朱熹和吕祖谦同撰的《近思录》，此著共十四卷，内容是摘录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人的言论，计六百二十二条，分“道体”、“为学”、“改知”、“存养”等十四门，分别阐述各自对儒家学说的观点。可是，这么一读，却读出意想不到的结果来。因为《近思录》中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对于儒家学说的许多观点，竟与朱熹的见解大不一样。同是古代儒学界巨擘，对于儒家的思想经典《四书》，竟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诠释，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尤其无法解释的是，连其中同时师从周敦颐的程颢、程颐两兄弟的说法也大相径庭。在古代诸多极具权威的鸿儒贤哲面前，究竟遵从哪一方为是，真是令曹梦岐茫无所依，亦同样令少年曹聚仁无所适从。据曹聚仁回忆，父亲曾从《朱文公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简直不知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父亲从杭州买了套《王阳明全集》回来，那麻烦可就更多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统统否定，尽渲其谬。在朱熹与王阳明两位贤哲面前，谁是谁非，实在不敢妄加判断。由此曹聚仁得出结论：“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当时才十一岁的少年曹聚仁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也表明了他在读书过程中，不迷信任何书本，不盲目崇拜任何学术权威。
带着这一肚子疑问，曹聚仁来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师从国学老师单不庵学习正统派考据学。至此才恍然明白了，不单是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之间有所不同，朱熹本人中年与晚年的观点亦有所不同；不光宋朝诸多学人的说法分歧百出，即使是汉、魏、晋、唐各代学人的诠释亦所说纷纭，莫衷一是。一部经书，可以有打不清的官司。曹聚仁原来打算致力于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朴学，但是苦于各种学派无一定论，终于未果。由此他领悟到，非得在读书的同时，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古人的遗训，如果一味盲目遵循，迷信古人，则总免不了上当的。为此曹聚仁非常推崇单不庵老师的治学精神，认为其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为楷模；他传授的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帮助自己解决了不少读书疑难。
虽爱看书，可绝不信书
曹聚仁十九岁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它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股进步的社会思潮，并极大地冲击了原先单不庵所授的已显得不合时宜的正统考据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文化沉积是不能简单用精华和糟粕一分为二的。曹聚仁一面把从单老师处学到的知识整理一番，一面大量阅读各种史书和诸子百家，以及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还广阅博览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左拉、王尔德、莫洛亚、霍桑等外国文豪的著作。在广泛涉猎众多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西方名著翻译作品中，在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呼吸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感悟到一种人类知识文明的博大精深。他说：“那是我自修研究进步最快的时期，几乎读遍了当时从欧西译介过来的文学名著，旁及社会科学、哲学、史学专著，仿佛是一个通人了。我开始用现代的烛光来照明中国的古籍，我读了无数种前人的笔记，也就是前人的杂学；正因为他们的议论，互有出入，大开了我的眼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曹聚仁读书最多的时期，求知欲也极为旺盛。他的妻子王春翠在谈及丈夫读书生涯时说道，“他所爱好的，大概是思想批评方面的多，最初欢喜哲学批评，读一大批哲理书，后来爱好自然科学，又读了一些关于生物学、进化论的书，近年来专看社会科学及文艺批评的书，最近又转向历史哲学那一方面去了。他虽爱看书，但绝不信书。他要知道的多，书籍所能告诉他的却太少了”。当时曹聚仁堪称是“读书破万卷”的典范，当他的朋友走进他的书室，称赞图书琳琅满目，他总以一句口头禅回答：“那也不见得吧！”
在此期间曹聚仁潜心研究了当时学界奉为圭臬或颇为走红的若干学术著作，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以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中汲取了实证主义的方法，从而突破了旧的正统考证方法，打通了走向新考证派的道路。
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曹聚仁与单不庵老师第二次相处是在1927年的杭州西湖省立图书馆。这次相处，使他对老师完全丧失了以往的信仰。在他看来，单老师是那样的渊博，却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却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有了这样的教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在他的治学生涯中，缺少一种人类最宝贵的创造力，就象戈壁的沙漠吸取流水一样，只能吸取而不能喷发，这可以说是上一代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曹聚仁认为，读书固然是汲取，但并不仅仅是汲取，如果不将书本中的知识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后，再生出自己的学问来奉献给社会，就等同于浪费知识、荒废学问。而他本人决不做一个捧着古书死啃、墨守陈规的学究。他虽然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但当他与老师的意见相左的时候，就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在对待白话诗方面，章太炎不予认可，甚而贬之为堕落。曹聚仁在看望老师时，凭藉对新诗作品的热情和熟谙，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观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老师折服，接受了新诗的存在。
在读书方法上，曹聚仁佩服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称：“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他得出结论：“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当然，曹聚仁在这里是根据自己以往的读书经验和切身体会，告诫大家不要一头钻进古书堆里，跟着历朝历代的圣人贤哲、文士墨客们团团转，转得头昏眼花，无所适从，甚而误入迷宫，不知所措。如果是这样读书，岂不是终无所获，而又大伤精神么？与其如此，还不如爱惜一点自己的精神为好，不要去读那古书。然而古书毕竟还是要读的，若想开卷有益，吸取精髓营养，获得真知灼见，就必须象康德那样，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善于形成自己思想。就必须如曹聚仁所言三条读书心得那样，心存质疑，去芜存精。不信圣典，不拜权威。真理为宗，敢违父师。博采众学，塑造自我。唯有达到这一境界，这书也就读成功了。一代作家、记者、报人曹聚仁的读书经验，对于当代的广大读者来说，应该是一种很有教益、很有价值的指导与启迪吧！
陈柏南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