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1944年）新闻学家、报刊政论家。江西余江人。先后主编《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和《全民抗战》。有《邹韬奋全集》。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韬奋是笔名。他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后来由于韬奋这个名字的广泛传播，他的原名渐渐被人淡忘了。
邹韬奋创办主持的书刊，曾引导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走上了革命和进步的道路。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向他一生中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他是如何孜孜不倦读书的。这也是他事业获得成功的原因之所在。
他阅读的书都是经过选择的
邹韬奋的一生都在编辑杂志、出版书籍、宣传进步文化，他的读书和学习没有停止过一天。
1926年，邹韬奋找到了固定的职业，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的总编辑，这是他编辑生涯的开端。那时候由于经费困难，稿源无着，一切都落在了他这个“光杆编辑”的身上，“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的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他取了许多不同的笔名，然后给每个笔名分工，让它们专写某一类文章。资料不足，他就“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在那一类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能靠强行记忆，有时也买一些回来，随后就给每个“编辑”分工。就这样，出自他一人之手的各篇文章就产生了。他的兼编、写、译于一身的超水平发挥的能力，主要得力于从小就注重读书，有扎实的文化基础。
邹韬奋的国学和英文的底子都很好。自五岁开始，就上家塾，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等。最初的教育是严酷的，他背书时如需提醒，父亲就拿一根两指阔的竹板狠狠地敲打他的手背，当他呜呜咽咽地背完时，手背往往肿得有半寸高。但传统的经典著作对他的编辑事业还是很有帮助的。
1909年春，十四岁的邹韬奋考入福建工业学校。由于在家塾里读的都是“子曰”“诗云”，刚开始对于新课程有些吃力，但他从小就能以坚强的意志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因而对每一门课程都下功夫深入钻研，结果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他喜欢看梁启超的文章，认为梁启超的文章“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批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敏锐的建议，在他那支带有情感的笔端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有时深夜他躲在蚊帐里，点着洋蜡烛偷看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直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熄灯睡觉。
除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韬奋对于上海《时报》上远生（黄远庸）写的《北京通讯》也“着了迷”。每次到了阅览室，他就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远生写的特约通讯。他对这些文章的新闻采访的水平和写作技巧十分钦佩，由此萌发了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
在中学阶段，邹韬奋就表现出了他的兴趣所在：对数学、物理感到负担很重，而对语文、历史等课程却兴趣浓厚。他对课堂上老师教的几篇古文不满足，于是在课外读了许多书，且读书很杂，除了当时风行的《古文词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外，还有唐宋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昌黎先生集》、《王文成公全书》、《明儒学案》等等，他都不只读过一遍。遇着特别喜欢的文章，他就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
每读一本书他都有一定的目的，为了避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对阅读的书他都经过选择。既注重内容的充实性，也很留意写作技巧。对于名人的书，也并不盲目崇拜。
对课外书报的阅读，使他的眼界开阔起来，对写作技巧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尽管有些书看过后不一定能背得出来，“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只要用得着的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会突然出现于我的脑际，驰驱于我的腕下。”他的阅读趣味更浓厚了。
他是南洋公学写作的佼佼者。从《南洋公学新国文》和《学生杂志》中可以看到，韬奋从1914年～1918年，共有四十二篇作文入选发表，入选的文章不但文笔流畅，而且显示了很宽的知识面。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邹韬奋是唯一有别于其他富家子弟的穷困生，他靠艰辛的勤工俭学才完成了学业。这三年使他掌握了外文和西方文学，为日后的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
出国流亡还要读些书
自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和创办生活书店以后，书刊的发行量逐年递增，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邹韬奋还参加了蔡元培和宋庆龄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朋友的督促下，他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第一次海外流亡。
邹韬奋出国以前就告诉别人，他对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很不满足，“此次赴欧，很自然而简单的第一个目的，便是要借此机会增长一些认识。”
1933年～1934年，邹韬奋在伦敦的时候，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看书，这是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备最完善的图书馆。邹韬奋在几年后为伦敦图书馆图片作过说明：在这里英国出版的各种书籍应有尽有，其他各国的书籍也很丰富。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一翻总目就可以知道该问题的所有英文书籍，几天后可以把该问题的一切文献整理出大概的头绪来，然后再一步步地研究下去，对读者有很大的便利。
邹韬奋在伦敦图书馆里读了很多原版书，对柏拉图的哲学、霍布斯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理论作了详细摘录，有些还加了按语、附注。他说：“在看书的时候，遇着可供自己参考的地方，几句或几段，随手把它写下来，渐渐地不自觉地积下了不少。”他在《最留念的一个地方》这篇短文中写到，“我离开英国的时候，除了几个很知己的英国朋友外，最使我留念不舍的，要算是英国博物馆里的图书馆。”
邹韬奋还十分推崇西文书籍后面的参考书目。他在《略谈读书的方法》一文中说：“这书目的介绍不仅是随便撮举几本为著者所看到的，却是就每一章的课题范围，举出研究这个课题所必须看的重要参考书，而且把这参考书依着程度深浅而排列着。这样的参考书介绍，于读者有极大的帮助，由于名著者或权威所指示的这种参考书介绍，差不多就可以等于该部门专学的读书计划。读者依着这个介绍，在图书馆里简直好像是在掘金矿似的，越‘掘’越有趣味。”
1934年7月～9月，邹韬奋来到苏联参观和学习，除了在莫斯科暑期大学上课、听报告、参加讨论外，还到苏联各地参观和调查，包括工厂、集体农庄、政府机关、博物馆、托儿所、疗养院、报社。他把在苏联的见闻写了六十六篇通讯，长达十八万字，编成《萍踪寄语》第三集。这本书在当时广大的中国青年中很有影响。
1935年，邹韬奋又去美国考察了两个月，回来后将美国的考察所得，写在《萍踪忆语》一书中。这本书旁征博引各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分析深刻，对国人了解美国社会的全貌，也是不可多得的读物。
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谈到他在国外渴望学习新知识、新事物的心情：“记者常恨自己学识的浅薄，出国后，尤觉好书不胜其看，良师益友不胜其谈，事物不胜其观察，直像饿鬼看见了盛筵佳肴，来不及狼吞虎咽似的。”由此，韬奋的求知欲可见一斑。
书店还准备长凳和椅子供读者看书
邹韬奋提倡读书、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开创了一代新风。生活书店成了宣传进步文化的营垒，“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
门市部完全采取开架形式，读者可以任意选择翻阅，长时间地做笔记。在店面比较宽敞的门市部里，还准备了一些长凳和椅子供读者坐着看书。抗战爆发后，失业知识分子、流亡青年和穷学生多了，他们渴望学习而大多买不起书报，生活书店就成为穷困青年们寻求、增长知识的一个求之不得的好去处。被许多读者亲切地赞誉为“读者之家”。
邹韬奋认识到，事业的发展光靠一个人努力是不行的，还要靠全体职工政治和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书店的职工，绝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上进有为，但入店前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社会阅历和文化水平都不高。邹韬奋自己学而不厌，对职工的学习也很关心，尽力为职工创造学习条件。书店举办读书会、演讲会，设小型图书馆，请学有专长的人来店里讲授专门的知识。在他的倡导下，书店里的读书空气特别浓，大家学哲学、读文学、攻外语、钻技术。
书店里出版的期刊每一期都向职工赠送，本版图书半价出售，外版书照批发进价卖给职工。店里的读书会形成制度，他们每星期安排时间读书和讨论，学习《辩证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经久未断。邹韬奋还经常邀请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人来店做报告，如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秦邦宪等。有一次，请来了周恩来给大家分析抗日战局，传达毛泽东当时即将发表而大家还没有看到的《论持久战》一文中的几个主要论点，鼓舞大家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林象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